最近，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行关停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涉及数千农民工儿童的教育权益，再次社会关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解决起来难度更大。面对大量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办园点，北京的政府行为要么是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管理和服务；要么为卸除安全责任而强行关闭取缔。政府既无法保障农民工幼儿有园可上，又不允许他们自助解决；由于强大的客观需求，众多的“非法园”事实上又取缔不了，这就是一种最坏的"管理"。

    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明确学前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提出“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目标，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0人，而且“可根据当地实际适当放宽”。众多家庭式自助的“非法园”由此得以正名，浮出水面。

     几天前上海发生一起伤害儿童的意外事件，就是在农民工幼儿的看护点。但这纯粹是个案，是个人行为，与这一制度无关。我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同在蓝天下，同一个党中央领导，北京为什么如此不善于学习，如此愚钝落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