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兴、海淀、朝阳区的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遭关停和强拆，是继2006年夏天的暴力事件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打压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它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首先是因为它损害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益。在没有将学生安置、分流，公办学校明显无力接受的情况下，将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拆了之，甚至用断水断电、挖沟破路的粗暴办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何在？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的责任何在？

    打工子弟学校是在政府无力包办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自助的做法，作为公办教育之外的一种补充，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理应善待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即便关停，用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的话说，也要给出路，有个和平过渡，给个“安乐死”，而不是“斩立决”。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

    这一做法突出地表明，至今为止北京市还没有建立解决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长期行为和工作机制，与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这方面，北京需要好好向上海学习。上海市政府自2008年起，连续出台8个政策文件，实行三年行动计划，帮助简易农民工子女学校向民办小学转型，对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实行购买服务，建立市区两级财政分担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制度，以及常住人口教育公共服务准入制度。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农民工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教育，并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的全覆盖。

    这一轮的强拆和围堵行为是在控制北京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如何真正有效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我们迄今尚没有真正可靠的研究，也没有清晰的思路和顶层设计。与那种拆除学校迫使农民工子弟返乡的想当然的意愿相反，已有研究显示，无论城市如何对待他们，给不给他们恰当的教育，流动儿童中的大多数人（有研究说是70%）终将留在城市。伦敦、巴黎的骚乱犹在眼前，我们究竟是要接纳他们成为未来的新市民，还是迫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敌对者？问题就是这样沉重而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