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8日，在复旦大学参加由复旦哲学学院举办的“哲学在教育和教育研究中的角色”国际学术研讨会。吴晓明院长的致辞说的很好：从对哲学教育的关注转为关注教育哲学，哲学作为“思想的事业”，只有面向现实时才是崇高的。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经验。在我参加的那么多教育研讨中，柏拉图和孔子永远是缺席的，主导的是行政化和经济学话语，围绕着规划、战略、结构、速度、效益、质量、成本、经费、贷款和负债、产权、上市等等。这里的话题则与我们大异其趣。教育哲学权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范伯格的论文是“重思公共教育的作用”（他是反对教育私有化和特许学校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阿伦教授的题目是“民主教育的三个原则”，论证极为精密繁复，而且言必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从古希腊出发辨析什么是教育的善、公众的概念、公共教育的价值、教育的正当性的证明、幸福主义的（eudaimonistic）教育等等。

   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教育的文化变异或“生态危机”。简而言之，农村大规模的“学校进城”和城市择校竞争造成的学生长距离的流动上学，颠覆了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就近入学”的基本价值。至少占农村学生三成以上的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家庭教育荡然无存，而城市家庭的教育则为应试教育所绑架，家长沦为“帮凶”，颠覆了家庭教育的基本价值。许多地方出现巨型中小学，出现大班额、超大班额、100人以上的特大班额，则颠覆了传统的师生关系；自然，也包括那些没有教师的“大学城”。象这些涉及教育基本价值、规律的“原问题”，是非昭然，无须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搬救兵、找答案，却几乎是得不到关注的。没有比这一事实更真切地说明我们的教育已经远离人文主义的理想，变成麦当劳、富士康那样的教育工厂。在这个充溢着人文主义温度的会场，这种感受格外强烈。

 冬日的复旦校园，法国梧桐极具个性的身姿，比“双子星座”动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