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少亦老李清源

王威廉

第一次见李清源，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他戴着深蓝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绿色的夹克，脚蹬白色的旅游鞋，从走廊里匆匆走来。要不是那件夹克有点儿大，那他简直是十足的潮人范儿。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好几篇小说，《走失的卡诺》、《苏让的救赎》等，娴熟的叙事、精密的语言、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呈现与探究，都让我难忘。在杂志宣传的微信照片中，他似乎就戴着棒球帽，穿着那件有点儿宽大的夹克，面容冷峻地望向画面的另一侧。

一个置身北方冬天中的人。我记住了这个意象。

在北京，正是初春，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身材消瘦，肤色红润，问起来，方知他比我要年长五岁，而我一直以为他至多比我大一两岁。原来，他曾经的学业和职业是中医，因此，他自身的这种优良保养状况，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从此，我们班里多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医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首先找他。他也保持着多年行医的习惯，随行总带着一些药物，以备紧急之需。

在我来到鲁院的前十天里，毫不讳言，天天晚上都有朋友见面畅谈，喝酒到了酗酒的程度。自知酒量不行，便多选择啤酒。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感到右边脚踝处疼痛，不知是扭伤还是痛风了。李清源医生及时赶到，给我开了药，我第二天病痛就好多了。最让人难忘的还不是开药。印象中，脚痛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有人在敲门。我下床，左脚点地，一跳一跃地去开门，看见李清源医生拿着几个饭盒，里面装满了早餐。晚起的我，这才首次品尝到了鲁院的早餐，觉得种类丰富齐全，让我对未来数月的每顿早餐，充满了期待。但是，直到鲁院毕业，我去饭堂吃早餐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我后来才知道李清源医生同样如此。在他的记忆中，寥寥无几的吃早餐经历中，给我送餐的那次，也是他在鲁院的首顿早餐。

从此，我对这位兄长、朋友多了一份敬重。

除了我，他在鲁院还看好了不少人的病。但也有不灵的时候。一次，某女同学说想要二胎，计划五一假期回家播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叫李清源医生给她号号脉，李医生把脉良久，测得喜脉，说：“你还回去干什么？你已经有孕在身，还是个男孩。”女同学听闻大喜，家也不回了，安心在鲁院养胎。结果，直到毕业腹部依然平坦。这件事成了一个话题，经常被我拿来取笑。李医生说：“这不怪我，要怪得怪李时珍，是他脉诀上那样说的。”

不过，跟李清源逐渐熟悉后，发现他并没有一打眼看上去那么年轻了。

一个是因为他的行医惯性，经常说一些肝肾火旺之类的古奥名词，让人想起留着白须的老中医。另一个是他对古典文化的浸淫颇深，床头桌上时常摆放着一些竖排的古书，没有句读，没有注释，一般人望而生畏，他却读得津津有味。他诗词曲赋皆通，在家乡禹州早就是个人物。家乡政府请他写的赋文，如今已经勒石刻碑，永久竖立，这对拥有强烈乡关情怀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他说起话来也经常有“家父”、“家母”、“内人”等敬称，让满口说着“我爸”、“我妈”、“老婆”之类的我们不大习惯。他似乎对此早有觉察，但积习难改。和这个习惯一样难改的是他的河南口音，他总是自嘲于此，时时让我们提醒他的发音。四个月在祖国首都的熏陶，於鲁院毕业之际，他的普通话水平似乎有了极大提升。

这个收获倒是鲁院的副产品。

现在回想起来，跟他聊得最多的，并不是文学，而是历史。我们经常大开大合，纵论各个朝代、臧否其间人物，时而附和，时而争执，是一件快事。他读历史，多是读原典，掺以汉学，而我读历史，多是读今人著作，原典为辅，因此，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观点值得我深思。但也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免偏激，对历史之恶完全不能容忍，这亦延伸到他的生活当中，成为他生活交友的准则。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和他做朋友久了，又觉得他年轻了。

这次的年轻，不是外表上的，而是内心中的。我发觉他虽然较我年长，但他实在是少年心性，喜怒完全形于色，也完全靠一己的观念、情感去判断人和事。这让他浑身长满了看不见的刺，偶尔就会扎伤一些并不了解他的人，同时，这股力量也会反过来伤到他自己。因此，他也时时陷入愤怒与无奈当中。他的鲜明个性，注定了他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他的内心冲突，也会化为他的艺术动力。对此，我也是非常惊讶的，因为他比我年长五岁，他的棱角居然还能锋利到这样的程度。在中国崇尚内方外圆的语境中，他真是一个异类。我一方面希望他能保持这种锐利，这能助力他的艺术，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他多些平和，可以活得不那么自苦。说得远一些，艺术的终极还是和解与宽容。我们都要经历万千磨砺，绝不廉价的屈从，在那其中获得我们的修为。

鲁院毕业后，因为一些文学活动，我们又见面了。一段时间不见，我看清了他脸上的皱纹，以及他的沧桑。我想，清源老兄终究是不再年轻了。

他很早就出来闯世界（据说很早就来过我此时置身的广州），历经艰辛，又回到家乡开诊所。但因年轻，一开始病人很少，大量时间无事可做，就读读书，上上网，间或也写点东西。他的第一个长篇就是这时候写的。之后病人渐多，诊所忙起来了，也就不再写了，直到七年后改行，去郑州一家文化公司工作，才又重新开始写作。就在他来鲁院的前一年，他的创作正处于一个井喷时期。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殿之一：《当代》杂志，居然在一年时间内头题发表了他三个中篇。在《当代》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么大力推新作者。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你在《当代》开小说专栏啦。”因此，2015年底的时候，他荣膺了《当代》杂志举办的小说拉力赛总冠军，这也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说到那空缺的七年，从言辞之间能感受到他的一点遗憾。但我认为，这七年，不能说是一种没有价值的浪费，对他来说，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他和生活近身肉搏，获得的甘苦百味，都是艺术的绝佳宝藏。我这么安慰他，他自然附和，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有种焦虑。

是的，他也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故而感到焦虑，试图将失去的七年追回来。我们在鲁院的时候，在那个中枢站点，天南海北的朋友你来我往，聚会很多，可他经常借故推辞。这跟他不喜欢交际有关，但也未必不是想把时间用起来写点东西。我记忆中，时已盛夏，某天下午我去敲他房门，他答应着却很久才开门，他解释说因为天热，只穿了短裤在写。往里一望，窗帘还关着，黑麻麻的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闪着亮光，像是一个通往外界的洞穴入口。

不过，坦率说，鲁院那个环境可能并不适合他写作。在鲁院期间，他计划写两个中篇，已开手写了不少，但感觉不好，都废掉了，最终似乎只完成了一部短篇。对于文学，他有他的坚持和要求，并不惜为此而吃苦头。他的那种心态，我特别理解，特别感同身受。但我同时也知道，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世界：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肩扛的重负与责任；他是行走大地的彷徨者，他的人生困惑与际遇；还有他的苦难与欢欣、他对于世界的希望与绝望，都不能让我完全理解。也不必为我理解。那是他的道与路。

我突然想起，我刚到鲁院不久，一个导演说想改编我的小说。清源知道后，特意陪我一起去。他曾从事过相关的工作，知道一些“江湖”规则，生怕我初涉此道栽跟头。我当时就意识到，他是个特别善于讲故事（小说家的看家本领之一）的小说家，只要他肯去从事编剧这个行当，估计马上就会有非同凡响的表现。但他依然热爱文学，尤其热爱小说，非要不计其余，先专注地写小说。这几乎是许多优秀小说家的一种“病”：哪怕给很多烂剧编一集赚钱胜过写一个长篇，但他们还是会选择后者。因此，这“病”病得好，因为这病，才鲜明了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尊严。我尊重一切得了此病的作家。清源身染此病已经很重了，他正在酝酿几部大作品，这将耗去他未来几年巨大的精力与体力，但他一定会高兴的。   

这种得自艺术创造的愉悦，一定会让他再度青春起来。我期待着那个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年轻人，在未来又一次步履轻快地朝我走来。

                               刊《天津文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