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与出发

——回望首届“文学港·储吉旺文学大奖”

                                                            为《文学港》200期纪念特刊而作

王威廉

好多年前，还在读大学，心中有种朦朦胧胧想当作家的念头，便经常呆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逐一翻阅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想着无论能在哪本刊物上发表一篇作品，都是天大的喜事。因此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打开一本杂志，都会首先记下是哪个地方办的，在接下来的阅读当中，便对那个地方有了一种诗意的想象。看的多了才发现，中国大多的文学刊物都是以地方命名的，比如《福建文学》、《西藏文学》等，这压根不用记；只有少数刊物有着诗意的名称，如《收获》、《十月》等，但单就名字的诗意来说，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文学港》。它既是完全实的，又是完全虚的，仿佛在召唤着写作者：在这里休憩下再出发吧！

我手持《文学港》，站在阅览室的书架前，猜了许久，也无法确定这是哪儿的刊物。但我想，它一定是一座海滨城市，有着世界级的大港口，但一定又是低调的，不喜张扬的，内部蓄满了文化的积淀的。这样的城市只能出现在江南。打开目录，果然，是在宁波。当时校园里人人都读余秋雨，便立马想到了那篇名叫《风雨天一阁》的文章，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便是在宁波的，从此，我读《文学港》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一座模糊的藏书楼形象，那些典雅的汉字勾连起来的句子，像是一条曲折幽黯的回廊，指引着我向那座远处的楼走去，而那座楼却永远退守在目力所及的地平线上，无从抵达。这种感受诱惑着我，就像是古典对现代的诱惑。

终于，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发表本身变得不再神秘，而通过发表这个行为，获得的深度交流和各种友情更加激动人心。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这种分泌的气息一旦被拥有特定嗅觉的同类生物发觉，便会引发全身性的震颤，从而分泌出更多的孤独。文学，便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事业。在信息时代，写作者们在虚拟空间中更有效地散播着自身的气息，这种气息便突破了地理的区隔，得以建构一个团聚灵魂的孤独共和国。法国思想家布朗肖曾经论述过的“文学空间”，便这样和“信息空间”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作者竟然和作品同步出现，成为了在场的事物。

在这个孤独共和国里，某日，雷默突然出现，欣喜地告诉我：《文学港》有钱了！有好稿子赶紧给他，可以参评年度大奖。我听了也觉得很高兴，主要是替他高兴，因为这位老兄中文学的毒很深，痴迷写小说不说，还决定脱离声色犬马的电视台，跑去《文学港》做编辑。一个写作者在这个港口歇歇脚，可以游向更广阔的大海，而他，无论从象征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而言，是要像铁钉入板样地驻扎在这个港口里边的，这岂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想，如果《文学港》有钱的话，至少他的收入能得到较好的保障，不至于落差过大。至于这个大奖和我会有什么关系，我是一点儿也没考虑的。尽管他用他的热情一遍遍告诉我，这个奖有十万之巨，我反而愈发觉得虚无缥缈了，就像是梦中的天一阁一般了。

短短几天后，孤独共和国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许多公共场合（比如论坛、qq群）都能看到大家在谈论，但大家的语调轻松，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态。也许，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大金额的奖金一般只和名人名家有关吧。而名人名家，似乎已经不属于孤独共和国了，他们像希腊诸神一般，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当然，那也许更加孤独。

那是2013年，在此之前的两年发表了比较多的作品，给人创作量很大的感觉，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以前发表的不多，便有了很多抽屉作品，待到拨云见日之后，才发现岁月的储存功能是多么强大。我当时在写一个中篇小说，根本无法预期何时能完工，光开头部分，就改了几遍，依然不能满意。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那就是人的生命内核有没有可能超越界限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终点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命起点，那么个体生命的意义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确证？是的，我读过尼采，他试着从人类的总体延续意义上给出确证，但是个体的存在，依然被封闭在死亡的黑屋之内。尼采是诗人，一个诗人怎能忍受这样的封闭？他抱着被鞭打的马哭泣，疯掉了。疯，便是取消了存在的生命，死亡变成了无意义的事件。一个写作的人，必须直视这种哭泣与疯狂。

那段时间每隔几天，雷默都会来关心我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我这才意识到，他对我的写作是真的存有一种信任。在此之前，我想他肯定给很多人都发了那样的消息，但他仿佛对我抱有格外真诚的期待。写作上的信任，是最令作者动容的，因此，我郑重地想，这篇小说写好，是要交到他手里去的。退一步讲，即便我仅仅是他欣赏的许多作者中的一个、他的话不止对我一人说过，但是，居然还能让我产生这么强烈的信任感，我也应该把稿子给他，因为这预示着他不仅是个好作家，还会是个好编辑。文学的港湾，是非常适合他的。

就这样，我在十月份的时候，才把这篇名为《魂器》的小说交给他。而十一月份，这个大奖就要评定了。因为，第十二期的稿子也已经编辑好了。我作为一个迟到的交卷者，愈发觉得这个奖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仅仅为我完成了它而感到高兴。

几周后的一天，我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遇见了《诗刊》社的常务副主编商震老师，他叫住我，说：“你得了《文学港》那个奖。”看着我发愣的样子，他补充道：“我也是评委，刚刚才评出来的，等会他们就通知你了。”他对我的作品还表扬了几句，但我觉得那似乎是在说另外一个人。我道谢后，就又去忙碌了。我嘴巴紧闭，不敢打电话给任何人分享，因为我还是无法确信。我已经从写作那篇小说的状态中退出来了，一时无法对小说的艺术做出任何评判。他们会把大奖给那样的一篇作品吗？

在迷茫不安的半小时后，雷默打电话来了，告诉我获奖的消息。他比我还兴奋，笑道：“我早预测过你会得吧！”我嘴上没说，心里想：“亲爱的老兄，你倒是比我对我自己还有信心！”因此，我特别认真地对他说了声：“谢谢！”

——恍如忘记了前世的记忆，我忽然间就发现自己站在天一阁的内部，阴郁的空气中浮着无数细小的雨滴，整个人像棵草一般，都被润泽其中。古典的回廊，嫩绿鹅黄的树丛，生满青苔的古老石雕，汇集而成一股江南气韵，让我深感迷醉。但雷默一定是浑然不觉的，他就是这里的一部分，他和作家宗利华站在一座轻巧的亭子边上，吸着烟，烟雾在潮湿中获得了一种特别缓慢和凝聚的质感。我在他的率领下，尽情游览了天一阁，但说来也奇怪，心底那个关于天一阁的朦胧形象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着，只是细节上更密集，从而更真实了一些，但总体上的朦胧依然如故。也就是说，它的召唤依旧。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有些记不得颁奖典礼是在去天一阁之前还是之后，但记得麦家老师友善的笑容，储吉旺先生质朴的赤子之心。站在主席台上，他们递给我一张巨大的支票，我仿佛是电视节目里边闯关成功的那种人，或者，更像是一位矗立在火车站出站口前高举名牌的接客员。那么，我要接谁？或者，反着问：谁来接我？我要去向哪里？这些问题令我倍感沉重。

随后的活动很有意义，由《文学港》的诗人主编荣荣老师带队，我们获奖作者和宗仁发、朱燕玲老师等一起去储吉旺先生的故乡——宁海参观。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除了主奖之外，还按照小说、散文、诗歌的体裁分类设置了三个提名奖。小说奖由宗利华摘得，散文奖得主是帕蒂古丽，诗歌奖得主是李南。能和他们结识，我感到荣幸和高兴。那几天，我们促膝畅谈，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帕蒂古丽，我们的联系一直比较多，因为她是西北人到了江南，而我是西北人到了岭南，所以有相当多的共鸣之处。她的写作热情而又锋利，在身份认同的刀刃上，刺破着各种各样语言、民族、性别的隔阂，从而更加丰富地理解了自己。她的写作，是能在边界与根本上去拓宽和丰富中国文学的那种写作。

宁海之行特别有意义。我们首先去参观了储吉旺先生的公司，其生产的产品居然也是与港口有关的，就是那种前端有着两根长长手臂的叉车，它们负责把港口的产品运上船。这就像是储吉旺先生对文学所做的那样。见过储吉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年纪其实不算小了，但他给人一种特别有活力的感觉。他的个子不高，脸上永远笑眯眯的，身着一套蓝色西装，随意斜挎一个小黑包，很难想象他是一个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如此简朴，却对文学如此慷慨：他一次性拿出伍佰万元交给荣荣主编，作为这个文学奖活动的启动本金。有了这笔钱，《文学港》得以从纸上之港变成了全方位的立体之港。

本次活动的压轴之旅是参观宁海的横山岛。去的船上，我们正巧遇见了办完事回岛的方丈。在那样远离大陆的岛上有一座庙，一定特别清幽。方丈的黄袈裟和舷窗外的万里碧涛构成了我视野中极具张力的风景。

刚一登岛，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前来迎接，然后它就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绕岛一圈后，被一只大狗拦住。小猫哀怨地叫了起来，方丈闻声，适时出现，呵斥了大狗，小花猫才得以继续追随我们。在这一路上，朱燕玲老师被小花猫逗得爱心大起，时不时蹲下来和它亲近一番，也许它之所以不倦追随，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永远童颜的燕玲老师。

岛上竹林密布，风一走过，叶片的婆娑声应和着海浪声，奏出无尽的音乐，让我们都沉醉了。我知道，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已经成为我个体小世界的一部分，我就像是容器，希图将它们尽可能多地盛入。但遗憾的是，美好的事物终究是短暂的，仿佛仅仅是惊鸿一瞥的瞬间，我们就得告别了。

返航归来，在海边一家吊脚的渔家餐厅聚餐。到此时，我已经完全领教了荣荣主编的魅力，她的热情、豪爽，以及她那种能将喜悦与忧伤揉为一体的诗人气质，都给我留下了极为绚烂的印象。宗仁发老师言语是不多的，他那么高大的身躯甚至偶尔给人一种腼腆的感觉，但他一旦开口，又会准确地击中听者的心窝，让人觉得特别亲近。他说他是不怎么会喝酒的，可谁都以为这只是他这个东北壮汉的谦虚罢了，依然上前敬酒，他便也不再推辞，一饮而尽之后，还带着一脸开心的笑容。现场的气氛达到了炽烈的程度。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突然发现宗仁发老师不见了，个个都吓了一跳。有人说，他应该是上卫生间了，我跑去查看，里边却空无一人。大家开始在餐厅内四处寻找，都没有他的踪影。

“宗老师在这儿！”

听见荣荣老师在外边喊道，我们赶紧跑出去，这才发现，亲爱的宗老师竟然已经坐在来时的大巴车上了，而且还坐在他的老位子上，真是喜剧的一刻。他看见我们，并不言语，只是憨憨笑着。我们大笑起来，原来他是醉了，或者说，他是在更彻底的酩酊大醉之前，意识到危险的临近，然后便用逃跑的方式把自己保全起来了。他一定是一个心有大善、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

那就跟着宗老师这个领航人回家吧。正如一开始就心知肚明的：文学的港湾，在昭示着抵达的同时，也昭示着再一次的出发。大家坐好，车开始启动，驶进了黑黝黝的曲折山路，身后的大海已经变成一汪黑色的墨汁。车厢内，没有人说话。明天大家就要告别，蒲公英的儿女们会分散在孤独共和国的各处行省。忧伤的种子在这样的时刻破土而出，然后，便像路边稀稀拉拉的街灯，发出了黯淡依稀的光线，催促心间繁复难言的情愫在沉默中生长壮大起来。我闭上眼睛，脑海中响起了法国作家帕斯卡尔·皮亚的一句话：

“比写作更高的，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