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插画都很棒，这幅图的作者是阿力金吉儿。)
此文是大陆与台湾青年作家的系列对话交流之一，刊于台湾《联合报》。

我在文章中尽量避免使用“80后”这样的概念，代之以“我们”这代人，一切和我有所共鸣的青年人。

加速世界的中华鲟

——关于我们这代人的随想

王威廉

当个体面对“一代人”这样的大问题之际，注定是惶恐不安的。生命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积累，便不会有完善的自我意识，因此，当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人生阶段。但是别急，真正的成熟可不简单——果实会在秋天成熟，而人未必到了秋天就会成熟，延迟上好几个秋天、甚或枯黄之际还没成熟，都不足为奇。就像在许多人那里，“一代人”是个无所谓的抽象概念。站在虚无的角度，这个概念当然是抽象的、是想象的，但是，对人的存在而言，这种抽象和想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构建了个体能够自我认知的历史场域。尤其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是必须要面对的基本前提：一种有效的写作，必须得置身于历史的处境之中，与以往所有的话语构成对话关系，否则，很有可能写下的都是速朽的呓语。

“一代人”的本质内涵，便是一种开放的历史对话关系。

我曾经被《旧约·传道书》中那句简单的话深深震撼：“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永远存在。”的确，任何人也不能逃避自己属于某一代人的命运。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那个永远存在的坚固而又广袤的大地。我不止一次幻想，向远方地平线一直漫延的大地在某一刻突然海上风帆般竖起，那将是怎样的景象。我觉得，只有以大地为背景，才能衬托出时代的形体。

我闭上眼睛，心中想着大地，恍然间发觉自己正坐在一辆世纪初的火车上，从大西北的褐黄向南中国海的湛蓝驶去，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那些树木的色彩越来越绿，就像魔法师让我乘坐了童话之车，我从冬天出发，穿越了整个春天，抵达了热情的夏天。

第一次见识大地的广阔，便是从火车上开始的。因为祖父是右派的原因，从我记事起，家就从陕西关中的祖籍迁到了青海高原的青海湖畔，与游牧的藏人比邻而居。祖父离休后，又回到了气候较为温和的关中故乡，剩下我和父母三人留在高原上。于是，每一年的春节，就变成了坐火车的节日。从西宁到西安，900公里的路程，在1990年代，火车得跑上一天一夜。卧铺票是不可能轻易买到的，也不是舍得买的，只要体弱的母亲能睡在卧铺上就足够了。火车上到处都是人，包括厕所，我坐在座位上就像是犯罪——孩子天生的道德感。多少年后读大学，有一次没买到直达票，只得从郑州中转去广州，结果连硬座都没有了，只能在人窝中挤着站了十几个小时，彻底体验了他人的惨痛。

在我中学的时候，父亲的工作调动到了德令哈市，我后来才知道这座城市因为文学而出名：它出现在诗人海子一首悲伤的诗中，在那首诗中，海子在空空荡荡的戈壁，想念着他的小姐姐。他的小姐姐的家就在德令哈的某处。但我在德令哈居住的几年里，从来不知道这回事。德令哈在我眼中只是一座干净整洁的西部小城。200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中山大学，而本科生的前两年都要在新建的珠海校区度过。从德令哈到珠海，是3200多公里，足以从亚洲开到欧洲，你无法想象那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漫长。那时火车已经提速，但我还是要在火车上呆够三个日夜。空间第一次大到让我害怕。

工作以后，有了点积蓄，便想法子坐飞机回家。几十个小时的长旅被压缩成了几个小时，时常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父母亲退休后，选择了祖父的方向，向东迁移，回到了西安，这无疑也缩短了我的旅程。向东，向南，是当代中国人的命，我们不知道是被前方所吸引，还是被后方所推动。2014年春节，我选择乘坐新开通不久的高铁回家，八个小时就到了，我发现窗外的景物不是从眼前掠过的，而是被一把无形的刀切割开来迅速向后丢去。整个大地像是一片桑叶，被饥饿的列车快速蚕食着。世界不再是广阔无边的，而是变成了一个个独立却相似的空间，高速的交通工具把他们并置在了一起。

在大地上疾行，这是一种置身其中的加速，另一种加速发生在虚拟世界之中。1997年，我第一次见识了电脑以及被称为“网络”的玩意儿，细细的电话线，一个叫“猫”的方盒子，还有那种仿佛来自外太空的拨号音……为了看一张图片，等七、八分钟是常有的情况，简直像守着一台老旧的传真机。三年后，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电脑阅览室，每天都排着无限的长队，还限制使用的时间。上网，那时候叫“冲浪”，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几个网友，下线后大家意犹未尽，还会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去，然后傻傻地等。但是，仅仅一两年后，电脑阅览室就冷寂下来了，因为每个人都买了电脑，在宿舍里就可以没日没夜地玩。没有人再用纸笔写信了，网友也变成了聊天软件里的一个图标，就连说上半句话的兴趣都没有了。

在没有电脑的日子里，收到远方来信是非常兴奋的时刻，像做贼似的，怀揣一封历经漂泊的信，坐在校园安静的角上，慢慢读。这么幸福的事情，眼睁睁地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的幸福变成了幸运。是的，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代懂得书信的人，以后的人在读十九或二十世纪小说的时候，不会对主人公写信和等信的微妙心情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了。当然，网络带来不仅是消逝，也有积极的一面。在网络出现以前，西部小城的书店里，没有余华、苏童等作家的作品，莫言的小说也只能在破旧的租书屋里才能看到，他的《丰乳肥臀》被当成色情读物翻得破旧不堪。是有了网络之后，我才读到了北岛、顾城等人的诗，获得了现代文学的启蒙。

可以说，速度带来的巨大动能冲破了众多界限，与此对应的是中国飞速融入世界的进程。在我初三的时候香港回归了，高二的时候澳门回归了，大学毕业四年后有朋友去台湾度蜜月了，此后，听到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休闲度假，我都不会再吃惊。这不，前几天我表姐说表姐夫去南极了。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世界的腹部，但是，另一方面，总体的历史惯性仍是巨大的，那就像是灵敏的触手已经伸出很远，而庞大的躯体仍在迟疑慢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在每个青年人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如果他们脆弱不堪，便会被撕扯得粉碎。

速度的根源是经济，利益的发动机轰响在生活的每个缝隙，人们被无情和残酷地驱使着，同时，人们也开始变得无情和残酷。年轻人在还没有创造出什么财富的情况下，就遭遇了直线上涨的房价，以及消费主义的绑架，大多数人只能为了生存而奔波。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巨变是生活于这个历史时段中几代人的共同体验，但对于成长阶段集中承受了这些变化的一代人，意义肯定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化基因在环境的巨变中开始突变，孕育起了新的价值应对方式。眼下，身在此山，我们还无法细究其中的各种变化，但对于历史和未来而言，这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节点。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提出，科技知识更替得越来越快，人类已经步入了“后喻文化”的时代，也就是由晚辈来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这与前现代由长辈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有了本质的不同。所以，年轻一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尚未得到前辈的真正理解之际，就已经启动了新的未来模式。

忽然想到，对出生于1956年的诗人顾城来说，他那一代人的核心意象无疑是眼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直接被命名为《一代人》的诗，打动了无数人的内心，包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我。那就像是一把钥匙，迅速让我进入那代人的精神核心，触摸到了他们的体温。正因为如此，我想我们这代人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意象。尽管，时代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飞速变化，并不断扩散、变形，不可能再有三十年前那么整齐而统一的集体感受，但是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找到一个哪怕仅被自己理解的意象，也是非常欣慰的事情。这就像是一只萤火虫在暗黑中发出了自己的小小幽光，等待着另一点幽光的呼应。

那么，我想说，其实当我们善于回忆的时候，就已是我们置身于未来的时刻。时代，在回忆的望远镜中，显示了它的细节。回忆是有生命的，就像中华鲟逆着长江洄游而上，找寻着曾经自己与同行者的隐约足迹。——加速世界中的中华鲟，就是我心目中这代人的意象。两亿多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中华鲟，它们只有韧性十足的脊索，但人类坚硬而灵敏的脊椎骨就是由那样的脊索进化而来的。我从属的这代人，在他们身上应对历史加速变迁的器官，也许只能是这样简单的脊索，但毫无疑问，未来那难以臧否的“新物种”在他们身上已经有了依稀的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