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种青春的逼视下

——评马金莲的小说

王威廉

作家和地理的关系是文学史经常会谈论的话题，但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依赖科技传媒的强大辐射力量，人们的生活方式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所规约，从而变得越来越雷同，个体与自身周遭的空间地理逐渐失去了那种血与肉的关系，因此，作家和地理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弱化。比如我们读村上春树、保罗·奥斯特等人的小说，会忘却那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或是一个美国人的，我们会亲密无间地认为：那是一个作家写的，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作家。但当我读到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时，一种异质的感受像冰面上的阳光亮闪闪地照射了过来，令人无法忽略她那种坚硬的质地。

她的异质首先来自于她本人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文学担当，但只要细读她的文字，你就会发现，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气质与风格不仅仅出自她个人的旨趣，更是出自她生活着的那片土地与风物的塑造。她与她的地理空间牢牢地保持着那种血与肉的关系。

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许多当代作家都以某个现实地理空间为基础，然后发挥肆意汪洋的想象力，创造出仅仅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不用再列举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笔下的虚构世界，只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故乡，都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图上令人难忘的地标建筑。但是，除却这种作家与地理之间抽象、寓言与隐喻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关系，那就是作家遵循现实的铁律，老老实实地描写自己的所闻所见，将想象与虚构隐藏在幽黯的隐蔽处。这种写作的极致，就是作品与现实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马金莲身上就有着这种往极致处写的耐心，她试图把那片名为西海固的地方一点点在纸上还原出来。

在进一步论述马金莲之前，我不得不荡开一笔，提及另外一位作家。你一定会猜到，我要说的这个作家肯定是张承志。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鲜明人文地理意识的作家，蒙古、新疆、宁夏乃至日本、西班牙都纳入了他笔下的激情与思辨，但如果在他文学的地理版图上非要找出一个核心的点，那一定是西海固无疑。这个无比贫瘠的西北内陆山区，正是因为张承志的不倦书写，才闪耀出宗教精神的诗性与光辉，并且变得声名赫赫。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的张承志，迄今已经十多年了，但我对西海固这个地方以及它所传达出的那种宗教般的苦难意味，从未忘记过。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但同时，由于时光荏苒，西海固在我心里也变成了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一个如同虚构的地方。——要知道，这十年间，中国哪个地方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海固怎么能例外呢？它也许已经翻天覆地了，只是离开了张承志的描写，我无从得知罢了。现在好了，马金莲出现了，她让那个叫西海固的地方，在文学里边有了新的讯息。

我最早读到马金莲的小说名叫《碎媳妇》。碎，是西北方言，小的意思，这个词意蕴丰富，既有可爱的亲切，又有哀怜的抚慰，这些方言俚语让马金莲的小说像是从西海固土地上长出的庄稼。小说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新媳妇雪花和婆婆、嫂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几乎没有故事情节，都是人物心理的流动，但又不是那种思绪的空转，而是扎扎实实地落在具体的事件上，让一个新婚小媳妇和她的处境历历在目。后来我又读到她的中篇小说《长河》，感动于她笔下沉郁的情怀。小说写了四个葬礼，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着男女老少四个生命的死亡。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作家，有着这样的终极关怀意识，应该获得敬重，这应该得益于她的伊斯兰的信仰背景。

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中，经常有隐忍的女性，疲惫的父亲，艰辛的农活，是一副典型的西北乡村风情画卷。她还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永远的农事》。在对她还不了解的时候，我心间涌起了越来越多的好奇，这是哪儿？现在还有这么苦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陌生却又带着熟悉的气息？终于某一次偶然和一位批评家聊起她来，才知道她是西海固的。心中的那些疑惑立刻得到了解答，不但这样，我甚至有些兴奋了：西海固这次来到文学的语境当中，不再是外在的视角逐渐向内部推进，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部视角在向外努力表达着自身。

也许，马金莲的写作可以将一个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回答得更加充分，那就是西海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它曾经给予张承志以宗教的激情，并让他心悦诚服地选择了皈依，那么对于马金莲来说，这种皈依早已是生命的前定；西海固带给她的，只能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只能是从日常生活细部生长起来的密集苦难、以及与苦难相抗争的温情与勇气。她选择小说来表达这些复杂的况味，几乎像是萧红那般，在无所凭依的精神绝境中，让心底的整个故乡都倾泻进叙述的洪流里边。因此，西海固同样意味着生活本身。

马金莲和我同属“80后”写作者的行列，但她与这些同代的同行者，几乎没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她书写的当然也是青春、情感与人生，可这是一种怎样沉重的青春、情感与人生啊！如果将她和郭敬明并置在一起，后者的浮华、虚妄与轻率只在瞬间便显露无遗。所以，我想这么说，她是西海固的信使，她向我们报信：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依然深重，这个世界上还有着除了风花雪月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读她的作品越多，就会越加感到，这方苦地在这个年轻生命身上激发出的最耀眼的部分，正是经由她的心灵雕琢出来的纪念碑般凝重的青春。

这种基于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中焕发出来的那种独特光芒。现在我想重点来谈谈她新近的中篇小说《醉春烟》。

这篇小说触及的正是青春、童年、以及贫穷与死亡的阴影。读着读着，总觉得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的确，它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普遍经验相当隔膜，但无可置疑，它又是如此固执地存在着，以它的贫瘠来提醒着我们对世界理解上的贫瘠。《醉春烟》与她的其他小说一样，也几乎没有情节，但人物的视角更加开放，游弋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吐露心声，构成了复调的氛围。当然，这肯定是有所侧重的，小男孩的视角应该是小说的主要视角，孩子的单纯与质朴，让很多场景、事情很自然地交代出来，而不显突兀。此外，在这个春天即将到来的时节，小男孩也在迅速成长起来，即将从含混不清的童稚走向稳重懂事的成熟。不过，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几位女性视角的叙事，因为作者作为女性，对于她们的命运有着更为敏感、细腻与耐心的理解。

小说中写了三代女性，第一位是男孩的奶奶，她是个瞎子。她的男人在许多年前的一场极左运动中被抓走了，最终死在劳改场里，她流了太多的泪水，哭瞎了眼睛。第二位女性是男孩的妈妈，她的命运同样是悲苦的，她的丈夫因为一次意外打死了人，被判了多年的徒刑，她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家重新开始，但她选择了坚守与等待，青春就在这样的等待中缓慢逝去了，如今容颜渐老，她连镜子都不敢照。第三位女性是男孩的姐姐，她的视角不算多，但实质上却至关重要，有着画龙点睛的功能。她正值青春妙龄，春天的气息不仅温暖了周围荒凉的山野，也渗透进了她的身体。她的初潮，宛如一场隐秘的成人礼。这场春天的仪式给她带来了由内到外地蜕变，她的命运应当比前两代女性更好吧？我们分明从作者的叙事中感受到了这种希望的所在。

马金莲善于写女性幽微的心理，除却这三代女性，她还以男孩的视角，从侧面托出隔壁新媳妇和她姐姐的感情生活，新媳妇因为贫穷而苦恼不堪，而她的姐姐在“外边”尽管生活很富足，感情却并不幸福。这也是小说中唯一涉及“外边”的价值判断，作者的批判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在小说结尾处，新媳妇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村里又多了一个坚守的女人，令人感慨。这种多重视角的叙述方法是比较成功的，将西海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命运几乎都囊括了进来，寄予了作者对于女性尤为关注的悲悯情怀。

小说中还有一个主要角色不得不提，这个角色几乎出现在她的每部作品当中。它虽然没有生命，但是它的力量施压在每个人的身上，与每个人如影随形，从而也具备了生命的形态。这个角色，就是贫穷。西海固的贫穷是那种人与环境之间极致紧张的状态，生活在这样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既有历史的前定与无奈，更有现实的不甘与坚守，这些复杂的况味都渗透在马金莲的字里行间。她的作品尽管是写实的，但有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因为在她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战胜贫穷的并不是富裕，而是宗教的精神与生活的温情。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作品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这片滋养她精神的苦地很可能会变成一道屏障，让她对“外边”的理解过于隔膜。进一步说，这个局限性在于她的小说与时代洪流的疏离，这种疏离既成就了她，又限制了她，她无法成为那种可以对“历史总体”发言的时代性作家。不过，我并不为此感到担心，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在精神上的秘密通道，这种写作的立场与选择，决定了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正是作家们的多元立场，才构成了我们对世界更为丰富的理解。因此，我们得感谢这种疏离，它让马金莲得以更投入地回到那些人类本质的事物上，比如土地、劳作、温情与信仰。

                                 载《创作与评论》2013年1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