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想和“扳手”

——王威廉小说论

（《西湖》2013年第6期）

  徐勇    徐刚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威廉是近几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80后作家”，也是“80后作家”中比较罕见的有理论自觉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虽然不多，只有20余篇中短篇小说问世（据说有一长篇正在构思，将于不久出版），写作时间上的跨度也不算长——从《非法入住》（2007年）发表至今，仅仅只有五年多的时间，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一印象不在于他提供给文坛/读者多少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典型，也不在于他的思想有多深刻——虽然他的作品也表现出艰难的思考和探索。虽然他的很多作品也确实写得很好，但给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那孜孜以求的思想上的探索和高傲不屈的执着。王威廉以他的无望的执着的精神/情绪烙刻在他的作品中，汇聚成一个“大写”的作者/叙述者的形象。相比之下，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反而显得暗淡无光，似有似无了。

一．法与非法的冷静和冷漠

王威廉之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首推被称为“法三部曲”的《非法入住》（2007）、《合法生活》（2008）和《无法无天》（2009）了。这三部小说探讨了“法”之为“法”的合理与否，以及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及其辩证关系；若以逻辑而论，三部小说的顺序应为《合法生活》、《非法入住》和《无法无天》。合法并不一定合理（《合法生活》），法与非法之间，往往只在于强弱力量的对比和道德观念的有无（《非法入住》），那么这时，再去探讨合法和非法的区别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正常/疯癫、理性/狂热、真/假、对/错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无法无天》）？王威廉的小说很难用现实主义去“标记”，因而后两部（即《非法入住》和《无法无天》）其意就不在于展现国民性主题和批判的姿态，但读完之余，还是对人性的丑恶与幽暗心有余悸。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小说意图表现的人类荒诞之处境。虽说合法/非法等等对立之间的“界限”并非不证自明因而需要我们重新把它们置于括号，但如果说人性的混沌和丑恶也是这种荒诞之一部分的话，那么生活于合法的幻象之中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洽和幸福呢？可见，“法”之为“法”并不一定面目可憎；其虽不一定“合理”，但终究还是一种“度”，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任何奢谈法与非法都似乎不再可能了。

在一篇创作谈中，作者曾把“法”理解为“律令”、法度和禁忌构成的“生命的界限”（《隐秘的神——有<“法”三部曲>的随笔》)，面对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秩序，王威廉似乎想表达出某种反抗。但作者也很矛盾。在当前这种被称为“总的真理已经破碎”后的“后现代”社会，作者十分清楚秩序并非没有正面的意义，只是问题在于，旧的秩序让人压抑，新的“潜藏的秩序”却又渺茫难以企及。（《隐秘的神——有<“法”三部曲>的随笔》)“‘法’三部曲”正表达了这样的困惑。这一对绝望的感受显然不同于鲁迅，也不同于作者所心仪的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当鲁迅他们以反抗显示自己的存在的时候，王威廉却只能为反抗而反抗了，因为很明显，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抗过后会是什么样子。当下的后现代语境——王威廉曾多次提到“后现代”的当下现实——决定了反抗往往只能成为一种姿态和表演（这一点在《内脸》中有极鲜明的呈现），而这似乎是王威廉并不想看到的。

应该说，王威廉的“法三部曲”之特出，并不在于表现出的思想上的深刻——虽然说叙述者在《合法生活》中表现出思想探索的自觉，对诸如“合法性”等命题有过直接的追问；其真正触动人心的，还是那种彻骨的冷静和冷漠。这种冷静和冷漠渗透在“法三部曲”特别是《非法入住》和《无法无天》中，化为文字血肉和情节上的坚硬与刺耳，让人无法且不能回避。

王威廉的小说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第二人称“受叙者”的运用。用叙述学的理论说，受叙者即“文本中所刻画的叙述接受者”（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第1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他的小说中，第二人称“你”既是主人公，又是受叙者。这种第二人称，其不同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地方，在于距离感的凸显，和冷漠的叙述者的出现。这一点非常突出在《非法入住》和《内脸》等小说中。第二人称受叙者“你”在小说中比较少见，王威廉对这一视角的使用，显然并非无意为之。有研究者就《非法入住》中第二人称的使用这样评论道：“此篇采用的是较为少见的第二人称而且运用自如，消减了小说的陌生感，同时增加了读者的参与感。……正是‘你’调动出读者隐藏在心中的‘我’，由始至终凝神观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有关‘恶心’的演出。”（刘勇：《非法入住·点评》，《2007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第7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里说王威廉对第二人称运用自足并非溢美之词，但说其“消减了小说的陌生感，同时增加了读者的参与感”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就必须联系王威廉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追求。第二人称受叙者的运用，事实上暗含了“你”和“我”之间的对话关系。当说“你”的时候，叙述者“我”已经隐藏其中了，“我”和“你”其实很熟。但在王威廉的小说中，这种第二人称的运用，却是为了凸显距离：叙述者“我”显然熟悉“你”的一切，甚至“你”的内心世界，但在小说中，“我”冷眼观看“你”，却并出现。这种距离，既表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漠，也表明这个世界带给人的“疏离感”：叙述者“我”虽洞悉“你”的一切，但却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与我们原来很“隔”，我们根本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去。

二．“疾病”的隐喻，及其悖论

说王威廉的小说中充满“疾病”的隐喻，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显然，王威廉的小说中到处都是身患“疾病”的人，诸如没有指纹的人（《没有指纹的人》），没有表情的人（《内脸》），长有病足的人（《病足》），被毁容的人（《第二人》），患有交往障碍的人（《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被割掉子宫的残缺女人（《飞升的雅歌》），精神有问题的人（《无法无天》、《暗中发光的身体》），患肺病的人（《非法入住》、《他杀死了鸽子》）等等。而且事实上，王威廉是一个理论意识非常自觉的作家（这从他的专业背景和阅读，以及小说中出现的理论家名单就可以看出）。可见，他之如此酷爱疾病的意象，显然有所指，象征意味十足。

作者曾坦言“目前一种有良知的写作只可能是隐喻性质的……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是一种理想》），这段话对理解王威廉的小说十分关键。小说中弥漫的疾病，当然可以从隐喻和虚构的角度加以解读和阐释。但这一隐喻又不太同于桑塔格意义的疾病之隐喻。在后者看来，疾病之作为隐喻在于它的文化内涵及其围绕疾病建构的一套话语，而在王威廉看来，疾病之为疾病正在于它的反面，就像他所说的真实之于虚构的辩证关系。换言之，王威廉通过疾病这一隐喻其实是探讨了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的辩证关系。疾病之于健康，常态之于病态，真实之于虚构，残缺之于完满，真理之于谬论，表之于里，正之于反，真之于假，等等。这些范畴之间，虽看似互相对立，其实相通，甚至一体。

文明社会要求每个人以不同的假（外脸）面示人，一旦这外在的假面失效，便会被视为“病态”；然而当人们真正戴上面具（如小说中的女领导）出现时，又会被视为怪物（《内脸》）。一个没有指纹的人，虽然一切正常，但随着文明及技术的发展，最后竟被一步步逼到无处容身的处境，甚至连作为“人”的资格也被剥夺（《没有指纹的人》）。王威廉通过他的小说试图告诉我们，疾病之为疾病，以及这其中的命名，并不是天经地义，而实在是一种知识的建构物，和权力的赋予。可一旦这种命名或生活被颠倒过来，似乎也并不可行。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地球重力下的生活，一旦真正“倒立生活”后，又会感到那样的柔弱无力（《倒立生活》）。虽然一个被毁容的极端丑陋“鬼脸”，往往比一个相貌平庸之人更容易在社会立足并可能获得极大的好处，但这终究是一种极端扭曲的生活，还是平庸的生活那样的可爱可近（《第二人》）。人生既令人无望，颠倒过来又似乎不可行。王威廉曾借用鲁迅先生的“无物之阵”来形容他的处境和困境：“仿佛自己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放置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而敌人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而我假如要存活下去，则必须坚持不懈地应战下去，尽管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王威廉：《在无物之阵中的抵抗》）如果写作于王威廉而言是一种抵抗的姿态的话，那么小说中弥漫的“疾病”隐喻则可以看成是他表达抵抗的象征了。虽然世界以病态/常态建构的秩序多么地不合理，但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又无法生存：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大悲哀。世界是这样的不合理，我们却只能生活在这样的不合理中。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反抗，但反抗的行为本身，及其结果，却更加强化了这一不合理。所谓“无物之阵中的抵抗”，其意义应该就在这其中了吧。从这个角度看，王威廉的小说深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风格。而事实上，王威廉也的确是想写出人类而不仅是中国才有的荒诞处境。这从他的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困境可以看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带有一种明显的“底层小人物的悲戚”，但这一悲戚，并不来自于生活本身，而是关乎生存和生存的困窘。生活本身的困境或许还可以解决，生存的困境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于挣脱的。

或许在这个时候，只有死亡才可能跨越这一“疾病”的隐喻所构筑的世界，就像《老虎，老虎》和《暗中发光的身体》那样。在前一篇小说中，名叫“老虎”的主人公以一种豁达和坦然的态度执着地追求自杀，确实给人“向死而生”的感觉。但问题是，当他把死亡当做生存的目标，他其实是以延宕的方式，把这一生存的困境推向无限。因为，一旦死亡即存在，那么生存本身也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死亡永远只能以一种缺席的状态，立于存在的前一刻而不是之后。这一矛盾，在后一篇小说中，有更其震撼的表征。当哥哥的死亡，在嫂子的叙述中渐渐清晰并逻辑分明的时候，一病历本的意外出现令所有的一切印象，变得那么地不可靠。嫂子原来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这使得她的叙述顷刻之间轰然倒塌；而更为要命的是，叙述者“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正常，及至从临死的未婚妻晓雪的口中得知，“我”其实早已频临崩溃的边缘，并不能从哥哥车祸的阴影中走出来。原来，并不仅仅嫂子不能在现实和幻象有效的区分！当初哥哥以自己的死意图唤起嫂子快乐起来的努力，现在再一次以晓雪的自杀表现出来。哥哥的车祸和晓雪的自杀，两人先后的死亡，重复并再一次确证了嫂子和叙述者“我”的精神错乱。这不禁让人困惑：这到底是叙述者“我”和嫂子不能走出虚幻的投影，还是世界本就虚幻不堪？小说以重复性的结尾告诉我们，即使死亡也终究不能摆脱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并非仅仅颠倒就能理出其中错综的脉络。看来，晓雪的自杀被再一次证明是无效而无用的了。

虽然，王威廉在对隐喻的使用上，表现出作者特有的巧思和妙用，这一点已被研究者公认。但就深度和力度而言，他的大部分小说在总体上并不如“法三部曲”中的《非法入住》和《无法无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的这两部小说，特别是《无法无天》，都是王威廉乃至80后作家中最最震撼人心的典范，这一震撼并不仅仅来自于象征和隐喻，象征和隐喻若不能透过叙述/叙事的肌理，便会流为轻巧；也不仅仅来自于故事的编织和叙述的技巧，虽然王威廉非常擅长于此道。这一震撼源自于某种透彻后的绝望与冷静。没有这样一种矛盾而执拗的情感体验，仅仅靠隐喻技巧，显然是不能奏效的。

三．故事与形而上

    王威廉显然非常擅长编织故事，而且往往乐此不疲。这从他那些有悖常情常理而又妙趣横生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什么一个“没有指纹的人”（《一个没有指纹的人》），一个人如何才能“倒立生活”（《倒立生活》），能否保持同世界的隔绝（《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一个同鳄鱼互换了脑袋的人（《市场街的鳄鱼肉》），等等。但若以为王威廉只是在炫耀他的故事的怪奇险异，那就是对他最大的“误读”。就像任何表象都只是本质的变形的表现一样，王威廉的每一个奇特的故事背后都有他对人生/世界的独特的思考和探索。他曾把这视之为“试图找到某种潜藏的秩序”和“在绝望内部反抗绝望”（《隐秘的神》）。这样来看王威廉的叙事，便会发现其中的背谬和矛盾处。他的故事旨在以有悖常情常理的情节，和人类在各种极致/极端情境中的反应，来探索人类的种种荒谬处和存在感。这使得他的故事无不具有了形式而上的意味。《内脸》探讨了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禁地》探讨了欲望与禁忌的关系，《谁是安列夫》探讨了名实之间的错位，《铁皮小屋》和《老虎，老虎》探讨了自杀与拯救的关系，《我的世界连通器》和《信男》探讨了内外的辩证；等等。一边是怪奇故事的编织，一边是形而上的探索，这使得他的小说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和罅隙（另外可参见李德南：《面向绝境的写作——略论王威廉的小说》，《新世纪文坛报》，2012年第1期）。故事往往为了表现形而上的主题而不期然地成为一种装饰或符号，就像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无不可以随意替换，其结果反显得他的故事过假，斧凿的痕迹明显。

有研究者曾把王威廉的《非法入住》称之为“将现代西方哲学观念和中国本土经验结合起来”的典范（刘勇：《非法入住·点评》，《2007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第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种评价也适合他的另外两部小说《无法无天》和《暗中发光的身体》，但对他的大部分小说而言，却不能做到这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情节和形而上的主题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情节的明显失真和扭曲，甚至荒诞，这一荒诞恰好与某种形而上的主题相匹配，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就是这样的例子，卡夫卡的小说也是如此。还有一种就是，情节也能给人一种真实的幻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情节越来越脱离真实/现实的逻辑，向着意想不到的的极端情境发展；此时，推动这一极端情境方向发展的不再是真实/现实的逻辑，而是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捉摸不可扭转的力量，这样一来，小说也能给人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震撼。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就属于这一类。这样来看王威廉的小说，并不属于其中的一种。他的小说明显有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情节的推进，和极端情境的营造，都是在这种真实的幻觉中出现，这就使得他的小说中，形而上的主题和故事情节的编织之间，并不能很好地耦合在一起：因为显然，现实主义的语境和现实的逻辑，并不总能承载那么沉重而显在的形而上的主题。以此观之，王威廉的问题似乎就是，他以现实主义的“成规”表现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命题，其背谬、无力和艰难诸种都在其中了。

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当他以“故事”——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的形式表现最为形而上的探索时，小说之为小说的本身的质感却在慢慢消失，此时，或许最应该追问不再是世界或生存的意义何在？而应该是小说作为小说，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外形？王威廉的形式承载了太多的思想，这或许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吧！生命之重和小说之轻，在王威廉那里恰好形成一种奇怪的对应关系。这既是内容和形式间的错位，也是现代之于后现代的错位：世界通过王威廉的小说显示出它本身的错位。情境的极致，虽必然灌注作者本人的思考于其中，但却并不必然是表象化。王威廉往往是把思想情节化，而不是相反。这既显示了他的力度，同样也流露出他的用力过猛。

在这方面，刘震云最近几年创作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应该是很好的参照。在这两部小说中，刘震云一改其以往后现代式反讽和戏谑的风格，而变为冷静后的冷峻的微笑。但这种平实中却透出他的大思考和大悲哀。刘震云的小说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为了表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往往需要千言万语，甚至日复一日。最孤独的人，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那些最最聒噪的人；最简单的道理，不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是费尽千言万语仍不得要领；同样，要想证明人生之荒诞/荒谬的困境，不是反复的诉说和不断的提醒，而是不经意间的触碰与流盼，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彻大悟。

四．结语：“扳手”的限度与伟力

王威廉的小说中，还有比较朴实而不太讲究技巧的一类，这一类包括《大姨》、《来我童年旅行的舅舅》、《秀琴》、《全世界受苦的人》、《梦中的央金》等等。这一类小说虽然不刻意追求思想的深刻，却也写写娓娓动人，颇具感染力。这一类小说，在人生经验——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出现的——的表现和人性的开掘上有其诸多可取之处，但若放在他的其他小说，乃至同类其他作家的小说中，并不显得特出和个性鲜明。这与他的那些刻意追求技巧和形而上主题的小说，恰成映衬之势。王威廉的小说总给人一种真实的幻觉——这是现实主义小说所意欲达到的效果——，但问题是，作为80后作家的他，在自己的经验尚不足以支撑他的小说深度探索时，一味追求真实/现实的效果，却往往只能适得其反，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

王威廉的小说，显然不乏好的故事和构思，其对思想的深刻的追求，也在在让人感动，但每每掩卷之后，总有“气短情长”的感觉：思想所致，远非叙述和故事的末梢所能触及。这与他对写实的关注不够多少有关。写实虽看似轻巧简单，其实十分不易。写实不是简单地起承转合，前因后果；写实也不是对生活的如实“转译”或“破译”；写实包含有对生活背后推动力的深刻理解。这一推动力，犹如“扳手”，它能撬动情节和人物，也能使思想变得丰满厚重；它不是使思想形象化的手段，不是让主人公活跃生动的种子，它也不是逻辑预设中的结构原型；它不是原动力，但比原动力更能抓住并直指人心。王威廉以他的作品（如《非法入住》、《无法无天》和《暗中发光的身体》等）显示了这一可能及其限度。他的小说的理论性大于经验性，实验性强于现实性。这样一种形式实验的姿态，在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早已耗尽后的今天，看起来是那么的“醒目”和“不合时宜”，而这其实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即，在呈现自己鲜明风格的同时，如何“贴地行走”吸纳地气面向现实发言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涉世不深的“80后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一个“倒立生活”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重力的牵引，还有生活的厚度和地基。王威廉想必没有料到，在他的小说《倒立生活》中，他其实早已以隐喻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这点。只不过，置身其中的他很难看到这点罢了。

*感谢两位北大博士的批评，很有启发！文初提到的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是《获救者》，已于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