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南方周末》“一周高论”版在第二条推荐了我上周为本报写的一篇社评《律师不能退回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所附推荐理由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说法其实并无大错。怕就怕‘政府’‘国家’不分，结果让律师不能构成公权力的制约。本文在‘政府’、‘国家’概念上也有点迷糊，但政府却万万不可迷糊。”

    “何学峰、彭远文”两位的评审意见，读后有点滑稽感。我没有专门啃读政治学，但政治学的一点常识还是有的，对“政府”、“国家”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自认也略有所知。我这里用“国家法律工作者”，一是《律师执业条例》中原文如此，二是所谓“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就是指在政府工作或为政府服务的法律从业人员。何、彭之所以认为我迷糊了这两个概念，估计是望文生义，以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是指在一个国家里工作的法律从业人员，所以认为这种提法并无大错，应该反对的是律师成为“政府法律工作者”。

    要理解这个概念，不妨看一下法律中对受贿罪的表述，受贿罪的主体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按何、彭的逻辑，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才是对的，殊不知，所谓“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如字面中所说，是指凡在一国中工作的，就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呢。

    和部室同事讨论，《南方周末》评语中“律师”对“公权力的制约”云云的表述也是站不住脚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律师的基本职能。所以，律师和公权力之间，并不天然存在制约和被制约这种对应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律师的具体工作，有可能对公权力产生监督作用。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是，在私法领域，律师怎么去对公权力制约？如果政府请律师打官司，律师又如何对公权力制约？

附：一周高论（8.4-8.11）     评审：何学峰 彭远文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2838
No.2 律师不能退回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长江商报》，8月8日，作者：黄波
（原文摘编）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将“律师”规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在1997年《律师法》中，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到2008年新《律师法》，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三种表述，词语差异中透露的是理念的进步，即我们终于承认了律师的职业本位和民间本位。
但法律之外，现实中又总存在着一股要将律师拉回到“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力量。如内蒙古某区政府，就曾要求下辖区内所有律师不得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近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又言，要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政治当然必须讲，就律师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政治？新《律师法》也说得清楚不过，“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依法行动显然就是律师最应该讲的政治。一个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绝不仅是其当事人的福星，更是社会的福星，因为他们共同撑起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依法行动显然就是律师最应该讲的政治。而众所周知，一国之法律，体现着全民和国家的意志，也自然包含着执政党的意志。只要在涵盖了执政党意志的国家法律框架之内，我们还怕律师不讲政治和脱离监督？
【推荐理由】“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说法其实并无大错。怕就怕“政府”“国家”不分，结果让律师不能构成公权力的制约。本文在“政府”、“国家”概念上也有点迷糊，但政府却万万不可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