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愤青”，不做“犬儒”

黄波

 

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急剧而又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一类人，也在不断地变换角色。

还是在旧历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与会的多为“白领知识分子”，在绿茶和咖啡的芳香中，有人谈起今年人生的追求或定位，轮到我时，我说：“宁为‘愤青’，不做‘犬儒’。”此语虽不足以使“一座皆惊”，但显然与当时轻松、愉快的氛围不大协调。组织者出来打圆场，说：不想做“犬儒”，也不一定非要做“愤青”啊。我一点儿也不给人家面子，应声回答：我本来就是一个“愤青”嘛。……

那天晚上的话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实在是有感而发。如果说近十年来，有什么词汇影响中国甚大，而其义项变化又最烈，那我觉得这个词首推“愤青”。在中国，最初创造“愤青”一词，是讥诮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反日分子，即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但近年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不少人士尤其是知识阶层已经在重新定义“愤青”，他们把所有还多多少少残存一点痛感，偶尔还会愤怒的人统统称为“愤青”。最为典型的是时下一本叫做《愤青史记》的搞笑书，把历史上所有对现实有所不满的人，甚至改革家王安石都归为“愤青”系列。我自己也亲历了“愤青”内涵的变化过程。曾几何时，我的文章有幸作为抨击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一把小刀，然而近几年来，却又几次被人戴上了“愤青”的恶谥。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外地朋友来看我，我们交换对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看法，这位已经跃进到“有车阶级”的朋友，酒后微醺着脸，笑嘻嘻地说：原来你还是一个“愤青”。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刺激：我当然还是我，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稍作思考便不难发现，“愤青”一词内涵演进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拥有特定知识、技能，一般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日渐成为利益的同谋或同盟者。他们过上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出有车，食有鱼，而且已很难呼吸到来自草根的气息。这样一种生活是很容易销蚀掉“知识分子”的固有特性的，于是，知识阶层的“犬儒化”便成为当下一种惹人注目的时代特征。

西方哲学史上“犬儒主义”的原初意义少有人理会，不过“犬儒派”一句经典却被中国传人们继承了下来。皇帝问一位“犬儒主义”者想要什么恩赐，他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中国的“犬儒”们也常常只需要那么一点恩赐的阳光，甚至不管这阳光是单照在他身上还是普照众生，然后开口就像一只报喜鸟那样高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自得其乐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可就是因为长期被浅薄的乐观主义小酒所浸泡，“犬儒”们已基本失去痛感，对所有不能和他们高歌升平之曲的人无法理解，乃至轻蔑地从牙缝里呲出两个字“愤青”，以此表示他们对“愤青”破坏自己愉悦心境的不满，并自以为从此占据了一种道德优越感。

“愤青”就这样成为了“犬儒”打压人们思考、愤怒的一根棍子。如果你还在思考还有过愤怒，那么你就是“愤青”；你要想甩掉“愤青”这顶帽子，就必须加入到利益同谋或同盟的大合唱中。这就是“犬儒”的逻辑。

不论知识阶层的“犬儒化”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我想一个写杂文的人大概是无法去做“犬儒”的。这倒不是说杂文作者应该站在谁谁谁的一边，而是因为这一群体正如老杂文家徐懋庸所说“天生对黑暗敏感”。哪个地方会没有一丁点的黑暗呢？左的会有右的同样会有，所以，杂文作者永远是一个葆有痛感的人，他宁为“愤青”也决不选择去做“犬儒”。

  （刊《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