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跟一个798装配车间的女工谈恋爱。三十岁之前，我很少能在四个季节中专门跟一个女的恋爱。不是我老变心，而是她们心老变，我的青春史就是一部失恋史，充满了悲怆与凄婉的乐章。
    1985年的严冬，在车间的师傅介绍下，我和装配女工为了精神和肉体上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当时都在学日语，一起在新街口中学上日语补习班，顶着满天星斗，我们结束了紧张的夜校学习，从新街口走向豁口。
    在豁口的寒月中，她说：“我们真是志同道合。”
    我说：“对，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
    她说：“同样的追求让我们走得更近。”
    我说：“我可以抱你吗？”
    她说：“可以，抱紧我，别让风儿把我吹走，别让联防把咱们拆散。”
    我抱着20岁的装配女工，豁口的明月做证，我们在1985年的冬夜豪吻。
    我说：“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
    她说：“来得及，来得及，离末班车还有十分钟呢。”
    我抱紧眼前人，一首诗脱口而出——
    即使明天早晨，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交出你！
    她说：“你真有才，我就喜欢你出口成章。”
    1985年，在与装配女工谈恋爱的同时，我加入了圆明园诗社，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诗歌运动中。
    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殷龙龙还有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圆明园师爷刘国越，七剑直下德胜门，盘踞六铺炕，辗转北滨河，纵横青年湖，浪迹安定门，笑傲白孔雀艺术世界。
    那一年春天，圆明园诗社在林学院成功推出了现代派诗歌朗诵会，北岛、芒克、多多、严力，众多朦胧诗大腕，为大学生们也为社会上的诗歌青年，进行了一次现代诗总动员。
    黑大春给诗歌朗诵发起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称谓——浪诗！我理解就是：浪漫的诗歌需要浪人们不停地浪起来。一时间，“浪诗”、“碴诗”成为圆明园热血青年施展“行为艺术”的惯常方式。
    在1985年，我的脑海中全是“浪漫、唯美、颓废、意象、张力、通感、死亡、灵魂、家园”等充满激情的诗歌词汇。有了诗歌，还上什么班？为了艺术，还当什么工人？我开始旷工、泡病假、憋着吃劳保。
    为了成为诗人，为了能朗诵自己的作品，为了“浪诗”和“碴诗”，我在大山子的家中刻苦练习朗诵。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像董行佶和张家声，就用《雷电颂》和《故乡》为范本，苦学两位大师的音色，最后，还炼就了用气声朗诵的功力。
    米卢在中国提倡“快乐足球”，我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倡过“快乐诗歌”。其实快乐是很残酷的，不论是“快乐足球”还是“快乐诗歌”，前提是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某一天，有位冒名西安诗人“丁当”的江湖骗子在北京地界行骗。在红星胡同西川的家中，西川把“假丁当”交给我，西川已经仁至义尽，该请的都请了，后面该由我负责招待了。
    第二天，我叫来刑天，共请“假丁当”在正义路“花竹”餐厅撮饭。酒足饭饱之后，我说我没带钱，刑天说他钱倒是带了，可都买了书，我们说先让“假丁当”垫上，改天连请吃饭带还钱。“假丁当”真信了，把好不容易骗来的十块钱付了饭钱，事后他哪找我和刑天去？据说，这是“假丁当”在北京诗歌圈行骗第一次被骗。
    隔了好多年，我见到“真丁当”——当时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寿险老总丁当，谈及此事，丁当拍手称快。
    次日，我和刑天挟灭“假丁当”之余勇，杀到前门“泰丰楼”撮饭，两人加起来也只有十块钱，点不起热菜，就点了八盘“凉拌鱿鱼”，喝了八升啤酒，还要了一包“良友”香烟。
    等结帐的时候，死活还差三毛钱，刑天就给女服务员浪诗一首，正是他的代表作《永恒》——
    我们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任凭时间的剃刀纵横，许久，坚实的下颔上，闪烁着磷光。
    一首《永恒》的诗歌，当时也就值三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