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语境中，“老师”一词已接近贬义词，叫人家“老师”有点儿像在骂人。当然，纯属师生关系的不算。
    我对老师的感觉一直不深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就是自己的老师，不用再有老师。
    我特烦管别人叫老师，因为我无师自通，有了老师反成障碍，把自学成才的路堵死。
    但我也反感别人叫我老师，我教你什么了，你就管我叫老师？我要真想教你，你敢学吗？
    而今貌似称别人老师，内里已泛起一丝嘲讽意味，在学校叫老师属于师出有名，在社会上叫老师有点儿虚伪做作。
    1999年，我在三里屯跟赵赵喝酒，一聊起我们都没老师，就觉得自学成才比不自学成才更成才，都觉得老师特别味儿事儿。这些老师，还没教会学生的时候，就忘掉了自己，跟这样的老师混在一起，容易把理想混没了。
    不过，我们曾有一段管王朔叫“王老师”，因为他开了一个酒吧，我们约人的时候，总爱说：去王老师酒吧。虽然朔爷老自卑地说：不要说什么“王老师酒吧”，就直呼“王吧”，我能承受。进了“王老师酒吧”，蓦然不回首，见到徐静蕾，依着惯性，我们又秃噜出一句“徐老师”。在“王老师”和“徐老师”被我们一通忽悠之后，他们遂撤，然后张弛一声呵斥：上酒！于是，在北京的后半夜，一帮向往北京文化圈的外地女文青在阵阵酒意中纯贞地倒下，她们的嘴里呼喊着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名句——给我粪土，我把它变成鲜花！
    在1985年的圆明园福海，黑大春带领我们反复朗诵他的诗句——我呕吐诗篇像呕吐呛人的花朵！于是，在这位圆明园酒鬼的号召力之下，我们这些中学毕业的诗人，长驱北大、人大、师大、师院，在北宫门国关，刘欢见到我就说：哥们，又来浪诗了？我说：浪死诗歌！
    在诗歌的召唤中，我们拒绝教育！
    有一天，我考上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我爸对我说：我14岁参加革命，没文化惯了，你要在电大好好学习。我说：爸，您放心，谁敢说您没文化，我就让世界没文化！
    所以，我跟媳妇一直强调，如果我们有了孩子，18岁之前，什么都不学，就学我教的。18岁直接趟社会，闯江湖，直冲诺贝尔！当然是文学奖，因为我是学文的。
    我没老师，有老师也是什么都不敢教我的老师，因为老师知道的还没我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