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1992年之后，我就没怎么写过诗，但这并不妨碍我朗诵诗，因为我不仅相信未来，还相信你不来，就算你不来，我依然用诗歌召唤你，就像我在1992年夏夜，用诗歌召唤126和64666666的呼台小姐一样。
    在1992夏夜，在渔阳饭店和多味斋的残灯下，那个19岁的126小姐带着北京女孩一股清新的二劲儿扑面而来，对我说：你在电话里给我念的诗我都会背了。我说：那咱们就一人背一句，你先开始。126小姐：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该我了：你戴着灰色蓓蕾帽，心绪平静……该她了：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又该我了：叶子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聂鲁达《第六首情诗》的第二段第一行在126小姐的嘴里突然改变了人称：我想藤枝偎依在你怀里……我赶紧纠正：错了，应该是你像。她说：没错，是我像。话音未落，她果然没偎就直接依我怀里，并且问我：我像藤枝吗？我说：不仅像藤枝，还像荔枝。
    在这个流行音乐猖獗的时代，好像港台歌曲的力量已淹没了诗歌的力量，我就不信这个，但凡去歌厅，我就朗诵，从萨福朗诵到席慕蓉，从李白朗诵到李金发。见着钱柜管事的就说，咱台湾有那么多诗人，余光中、洛夫、罗门、郑愁予、商禽、纪弦、痖弦，包括柏杨他媳妇在内，你们怎么就不能开个诗歌量贩KTV，非得弄一堆SHE在我眼前晃？
    人生在此，诗在此，虽然诗歌被大众抛弃，但可以对小众扶植。有一次，一个坚定的女文青失恋了，亭亭玉立在北京零下10度的寒夜中——持久怀疑人生。我赶紧奔过去把她带到酒吧，问她：屋里比屋外暖和吧？她说：可心还是冷。我说：听完我给你朗诵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你心就不冷了。于是我给她朗诵阿米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一把有用的剪刀，分手后，我们重新变成两把利刃，插在世界的肉里，各在各的位置。她说：这诗叫什么名字？我说：《爱与痛的歌》。她说：比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好。我说：当然，还冷吗？她说：冷，刚才是肉体冷，现在是灵魂冷。我说：这就对了，你终于有灵魂了。
    那天，在黄昏的三联，约一个还算对诗有点儿留恋的女子，在三联书店地下的外国诗歌专柜，我把法国诗歌给她回顾了一遍，最后劝她买下《保罗·艾吕雅诗选》。然后我压低声音，给她朗诵法国诗人对接吻的描述，因为情人节快到了，让她先练习着。超现实主义诗人对于亲嘴打Kiss是如此定义——嘴唇离开，话语便去，盲目地游弋；嘴唇离开，亲吻便去，把别的嘴唇寻觅；嘴唇离开，气息只能，深深潜入大地。她说：不瞒你说，我十岁曾读过伊蕾的“你不来与我同居”，可到现在也没跟人同居过。后来我把1987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送给她，这是伊蕾这首诗的首发地，看来一首诗足以影响人一生，比一首破流行歌曲强多了。
    记得2002年在“幸福花园”，一位生于1986的模特给我表演凄美的蜡染，所谓蜡染就是用蜡液染红自己的身体。她用蜡液浇灌自己雪白的大腿，然后把红烛在大腿上定住，高喊着：大仙，快念诗！我赶紧把鲍勃迪伦·托马斯的诗歌献给她——大腿上的烛火，温暖着青春，却烧焦了岁月的蓓蕾。
    于是丫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