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从一个讨好人和媚俗的角度来试着谈论这个话题，无论我们从这句话的“卖点”，还是从读者的“需求”方面，或者考察社会的所谓总体消费趋势，在这三个层次方面，我们都是很难以突破这几个约束条件的。不过，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管理人才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竞争战略问题，无论是竞争者个人，还是其服务的组织或企业都是如此。
　　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战略？什么样的人才是现实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具有全球观察和竞争力的战略人才呢？
　　真正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可惜我们在这样的提问面前总是有点不太自然，更多的人会说国家每年有那么多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毕业，难道他们都不是人才吗？回答这类问题和质疑，总是会令我们或多或少有些难过和狡猾。但是，事实上，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表面的繁荣数量掩盖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教育培养学生，遗憾的是，经过多年的教育我们没有出现多少真正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教育过程成了一种生产流水线，学校成了一个大加工厂，将每个学生都按照一种或几种既有的标准进行印制与铸造，这种“人才”能成其为人才吗？充其量每个持有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人只不过是一件合格的产品而已，或者说是合格的加工件，这同机械轴承的功能没什么两样。当然，有了既定的标准，自然可以设立更多的加工厂在同样如同机器设备的熟练工----学校教职工的操作下，规模效应就因大量地复制更多的持有类似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产品而显示出来了，顶多出现一些品质问题，但这也仅仅只是他们为了谋取超额利润而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和工艺水平等造成的。但是，再怎么说，残次品毕竟也是产品。而充当工艺与技术标准的制度和教学内容成为一种控制每个学生言行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行为守则，深深隐藏于意识深处控制他们的思维方式时，肌肉记忆效应的现实消极地被选特性就得到直接体现，“产品”本身自然就变得不能再思考如何与众不同了，因为你的“与众不同”早被工厂的质检人员打入残次品的行列。结局是要么被投入熔炉重新冶炼，要么被弃入社会的垃圾堆中，被更大的车削工厂来打磨你，因此学生们开始慎思、谨言与敛行就成了必然之选。当一种综合能力的形成和宏观的决策行为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前途时，更多的人投入精力去考试寻求高层次的学历行为本身的动机就归核为仅仅是期望更换一个新的待遇可能好一些的工作，通过学习使得作为“标准化配件产品”的自己变成一种稍微关键一点的部件，能更好地被用来组装与使用。
　　标准化配件产品，对加工型企业或所谓的规范性企业而言，是批量采购来加以使用的，起码能被装配起来就可以保证整个机器系统的正常运转。假如一个“标准化配件产品”连这点功能都无法实现，这就只能说明目前的教育工厂连最原始的“加工”义务都没有实现！
　　“非标”零部件的生产对大的加工企业而言总是不屑一顾的，这首先不是出于对风险的顾虑，而是基于利益的选择：产能过小、生产成本较大、费用也太多，加上管理链条过长，营销切入市场的传播推广效果难以预测，更不好的是下游采购份额的有限和可能存在的支付瑕疵等等，显然这是非常不经济的“自杀”行为！
　　换一种说法，假如教育培养的目的不再是仅仅拘泥于“标准化配件产品型”人才，那么是否就有了更好的创造性竞争力呢？回答仍是不尽然，因为配件产品再精致和个性十足，但是没有一家主机配套厂商需要，事实上等于还是说明这类完美的配件产品也是废铁，或者也仅仅是件工艺品。原因是广阔的市场似乎也没有给出消费需求来。这是一种社会问题，是国家整体竞争力差的特定表现。
　　那么人才呢？现实的高学历、高技术的人群呢？是否说，学历越高，就越是成为教育生产过程中可收藏的优质“标准化配件产品型”人才呢？
　　标准化配件产品本身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问题是我们甘心变成标准化配件产品呢？还是这个社会的总需求和企业组织的个体差异性需求总是被固化处理过（锁死升级换代的接口）和统一量化（强制分配与政府制约）了呢？我们的标准化配件产品是否会过剩？我们是否有必要改变现实的结构性需求？我们是否需要探讨社会总需求的导向性变化和替代效应变化呢……这对“标准化配件产品”而言，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功能作用仅仅体现在衔接的有效性上面，至于社会的总体效益和单个企业主体的竞争力及其利益的增长性保障问题，这都是他们所不敢想象，也懒得考虑的原因。即使命令他们加以分析，载体文字也总是显得抽象、空洞与不痛不痒！这首先也反映用人单位的一厢情愿：一方面，让标准化配件产品思考整机的性能和运营能力是一种分配不当的指令性行为；另一方面，不懂得事实上配件产品本身的创造性能力已经被教育生产过程磨灭了，教育生产的第一使命就是使他们成为好的配套件。那么，管理者使用他们的前提是----必须给以合理的指引，否则他们就可能没有了方向感或者是消极怠工相互推诿，因为对自身的职业生涯缺乏定位或定位不当和没有进行长期规划，也就很难做到自动自发地为实现企业组织的目标而想方设法地努力工作。
　　这些正好是目前国内教育存在的最遗憾的弊端：学生对社会的分析思考属性和创造性思维被强制搁置了，学生的这种人所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属性被私人化与功利化了，其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企业组织的归属感都转化为私利和急功近利。而构成国家竞争力优势的现实的单个企业的竞争力呢？最活跃的人才，与最需要的人才，却往往总是陷入无穷无尽的人际关系与事务性工作中，难以具备对行业的战略性思考能力和敏锐的对社会关系的洞察力与掌控能力！这也是很多企业组织之所以难以避免国家政策震荡、多边国际贸易壁垒和国际经济风波冲击的一个最主观的人的原因，很难不做到倒闭和导致集团体系的连锁坍塌。
　　比如，我们总是容易看好和高估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整合效应和便利优势，可是我们也爱自以为是能够永远不让“双刃的资本之剑的”锋芒指向自己，或者我们很难做好有效的应对准备。最终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的资本大鳄们总是先后一个接着一个在无尚的荣耀和吹捧后无奈地成了“笼中鸟”，黯然诀别显赫却也险恶的资本市场！学费交毕后，这个社会很少会宽容地再次给这个企业组织及其运营者以机会，再来思考是晚了点的；但“标准化配件产品型”人员总是能够全身而退的，假如他不在体系中获得非法利益，他仍然是其他机器系统所需要的，不过是换了一套机器来加载而已，换一个场所他的功能照样可以实现。可是，我们的企业与组织：谁来为失败买单呢？自然，国家的国家来买单，私人的私人“打落牙齿和血吞”。
　　资本的真实本质是什么？我们已经认同了政府和企业是现实经济社会中最具资源分配权力的两种力量，那么资本就是一种显见的直接的权力载体，来源于国家权力与国际权力，这种权力起源于国家竞争力（由自然人雇员的工作技能、个人能力和企业法人的综合创富能力等有效构成）及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主导权和裁判权。
　　可是，国内的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却往往依赖于习惯性思维来制定导航线路强行扬帆，即使他们自身不具备全面的宏观经济的比较分析能力，也缺乏编制必需的战略性助手，对政府、社会、法律、国际环境1与企业的关系的理解、研究和驾驭能力远远不够，其结局和教训往往是在尝试到沉重的灾难性打击之后才显现出来，此时的企业往往到了回天乏术的时刻了！由此可见，企业战略和战略人才储备的重要性就是多么的不言而喻啊！
　　
　　企业战略是什么？简单地讲，是指在对那些涉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产品生命周期、运营与服务模式、市场调研与营销策划、公共关系、技术更新、人才选拔培养与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等各方面的最根本的现实问题、存在原因和企业环境有了深刻认识与理解后，所形成的指引方向、规划路径以及可承受的弹性空间，然后在此基础上指示和评价每个职能部门及其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和哪些方面需要制定可供执行的具体方案。
　　本文只从对企业外部环境分析的重要性角度，来探讨现代企业组织对战略人才需要的迫切性，证明现实中的企业组织事实上对此认识的空白和理解失误。暂时不对企业内部管理与经营活动的战略调整作出努力。
　　“上兵伐谋”，仅仅只是指团队的一种与多种攻克目标的谋略、策略性行为，未必是组织本身根本的问题，或者说这种谋略、策略本身并不能关乎和涉及组织制度和运营模式的整体牵制性与协调作用，更是超脱于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的范畴。
　　美国的富裕和强盛，说明国家间竞争力在国际整体综合实力上如同神佑地在这个国度的倾斜，这股“神佑”的力量本身究竟是什么？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现代全球经济下，富裕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禀赋所决定。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则它选择了富强。”2或许这段话才真实地体现了美国之所以强大的神佑力量的来源。
　　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所处的众多的环境因素中，依次以社会环境和政府环境相对其它环境而言显得更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由许多不同部分构成，各部分的变动并不稳定，这样可见宏观的物价、就业、工资水平、银行利率等，微观的某行业的生产率、销售量以及商品的库存量等也都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这是二者的现实反映。在我国过去，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是直接和严厉的，市场供给与需求都是有计划地强制规定，失衡不失衡总有政府在操控，各行业的进入壁垒首先就是政府是否许可与准入批准。因而对单个一般企业主体而言，它们在政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的。在政府需要完善立法（应该看到，很多政府部门与机构的主观权力必须得到清理或清除）而又在经济上对企业过于倚重的今天，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不仅要对股东负责，也同时承载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比如员工保险与福利、社会就业压力等等。稍有不慎，昨日还能正常运作的工厂有可能今天就开不了工（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确如此）。这是泡沫经济的源头，也是国企“冰棍”理论的现实案例。
　　同样地，这种影响也充分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组织的行政司法活动中。比如，先立法后执法带来的现实弊病是随处可见的，这在经济化社会生活中日趋明显。政府处理社会问题通常的模式是“发现问题—立法—执法—再发现问题—再立法—再执法……”如此循环往复，实际上忽略了立法活动的可预测性，表现在政府对资本和土地市场的严格监管活动中，尤其是这样。
　　很多时候，法学家不能全面地了解经济发展与价值规律的内涵，很难容忍所谓的为了鼓励经济建设而允许企业、组织与个人的适当违法；法律家甚至是难以容忍合同文本的自由用词，也难以把握好为了保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司法上需要让渡的自由裁量尺度。比如在我国的行政与司法实践中，只要相关部委某个政策或最高人民法院某个单行司法解释稍有变动，都会给众多企业带来巨大影响。而经济学家3热衷于讨论单位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超越制度并轻视各种约束条件，不能真正站在公平与社会责任的角度理解法律的严肃性。这不仅对传统的制定法律和审判活动提出考验，对法学教育也提供了某种方向感；同时也对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和制度缺陷提出了质疑。一个简单的提问就是：“搞经济要不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这样理解，法律具有理性、伦理、政治、哲学的深度与普遍约束力的特点。但是，在经济社会中有着千千万万个大中小型企业组织，它们在“利润最大化”与“拜金主义”思想的利益驱动下从成立伊始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竞争，每个企业都想获得利润，直至超额利润。这样，侵权与垄断竞争等各种手段的使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那么，法律和政府怎么办呢？
　　“有时候，政府既是不受欢迎的管理者，又是最受欢迎的主顾；而且企业既是可疑的补贴资金的受益者，又是从事重要社会活动的载体。”4这是最精辟的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阐析。
　　国内无论在法学界、经济学界，还是在未完全摆脱经济学痕迹的管理学范畴，也几乎还没有学者从纯粹理论与实务的角度对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在我国，相比之下，政府的权力更大，甚至起到决定作用，对于单个企业组织，能否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求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则甚至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命运。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加入WTO之后，不管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过去在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同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方面，以及有关国际贸易的双边与多边活动中，都得逐渐同国际规则与惯例保持一致。企业、组织的发展也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一国内部的消费需求市场，必然要走出政府强行管制的地位。
　　企业如何谋求发展？不仅直接决定着企业自身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所以，政府工作者与企业组织的从业人员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地从前瞻性的战略高度认真深入地研究国内外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趋势，比较行业和运营模式的优劣，并提早做好应对性策略准备。否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将来可能只有为穷于应对而付出沉重代价。现代企业管理要求企业不仅自身要创造一个和谐进取的微观环境，同时也应有良好的把握环境的能力，才能做到超越行业发展的局限性并逐渐形成引领行业发展的实力。或者说，这一切行为都是在博弈，随着政府监管的行政淡出后，结局必定是行业间与业内竞争者的均衡发展，但这个自我调整和政府调控过程可能是漫长和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淘汰掉很多自以为是的传统行业、企业和“标准化配件产品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企业需要战略准备与应对能力，需要战略规划能力，需要企业内部管理和行业竞争指引能力。
　　企业竞争环境的激烈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现实的企业组织往往最缺乏这类战略人才，缺乏甄别和选拔培养这类人才的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大企业而言，这种弊端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长期的和被动的。
　　如何准确分析与妥善处理好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如何在重重包围的竞争打压下适时找出原有模式的瓶颈制动力并争取尽快突围？如何领导行业进步而不是站在行业前沿甘当挡箭牌？如何洞悉市场先机？如何识别与抢占有效的需求资源份额？这些对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总结为这样一段话：行业不进步，会被社会和市场所淘汰；企业不进步，会被同行淘汰；个人不进步，就会被同事淘汰。尽管很残酷，但是这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每个自然人和法人组织都必须接受的，并且必须要尽快适应这一变化和逐渐形成足够的耐受和驾驭能力，否则就只能承受被市场淘汰出局的后果。
　　因此，在现有企业环境的市场条件（不考虑国际市场变化因素）和运营模式下，现实社会和企业组织在目前最缺乏的是具有全球观察和竞争力的战略领导人才，尤其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可执行人员和高学历人员；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问题，很多的企业组织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沦为其他优秀企业的人才培训基地和输出单位，这种企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上的失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前述观点也在一个方面指出了当今这个时代主流的无方向性特征。
　　
　　2005.08.29

　　1  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环境（包括法律）和国际环境均应归入社会环境。
　　2 《国家竞争优势》，[美]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邱加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页。
　　3  当然，很多政治经济学家可能并不完全这样看待。
　　4  《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第6版）》，[美]默里·L·韦登鲍姆，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