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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乌托邦”式的信仰都是理想主义的极致。对不满现状并信仰革命的人带有“致命的吸引”。就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其胸襟之伟大,眼光之高远,并世无人能及。一读其书,几以为极乐世界,就在指顾之间。而横亘在尘世与乐土之间的惟一障碍,就是当前的制度,眼下的社会。钱玄同在1918年提出废灭汉文,而径用世界语取代的激进荒谬主张,就是这种心理最好的反映。中国人受乌托邦的苦,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而今,我们在面对任何空泛理想主义的时候,都应该有一种特殊的警惕。
有些支持“世界语”的人,对巴老一生信仰“世界语”的执著,大致其仰慕之意,而丝毫不提“世界语”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全人类共同语的功能———它只能是极少数人的“隐语”和“癖好”。这些人往往混淆了使命、道德和语言这三个范畴。似乎只要是怀着道德使命感去做的事,一定是崇高的,纯洁的,伟大的。这种只论动机,而不论结果的态度往往能为最激进的行为和言论,找到最美丽的借口。
1982年11月11日,巴金为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发表了《我的祝愿》贺词,其中有如下一段:
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的确是来不得半点口是心非和利己主义的。为图私利而学世界语,无论学得多么好,都是同世界语者这光辉称号不相称的。(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北京:世界语出版社,1995。页335)
任何一个语言,包括“世界语”,都只是中性的载体或工具,巴金把“世界语”说成了一个道德的载体,甚至于这个载体的本身就是道德的。似乎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家才配学“世界语”,而学“世界语”的人也都是有着崇高情操的“完人”。这是典型的语言上的“泛道德论”。如“世界语”真有巴金所说这样的特性,这也许正是这个人造语言始终走不出沙龙癖好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