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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的两项罪名

朱棣一辈子背负着两项骂名：一是“篡位”；二是“杀戮”过重。

在那些以正宗儒学自居的门徒们的辞典里，对“篡位”有一种十分奇怪的解释：从他姓人手中夺得天下是“正统”，称之为“改朝换代”，像朱元璋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夺得天下，是明君；他们也往往以能够辅佐新主而自豪。方孝孺就两次经人引荐给朱元璋。可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朱元璋认为：“今非用孝孺时”，只给他个教书匠（汉中教授）的活。但是，在皇族间继承，非要以嫡长子子继承制为准绳，如有越雷池一步，便全民共讨之。所以，朱棣是“犯规”了。他入南京城逮着方孝儒后，在朝庭上有一段对话很说明问题：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朱棣走下殿来劝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孝儒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孝儒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回答他：“此朕家事！”在儒家眼里，明惠帝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明惠帝的兄弟可以继承皇位，偏偏朱棣这位帮朱元璋打天下的明惠帝的叔叔不能继承皇位，这不是“家事”，而是天大的国事。他们所奉行的依据便是《周礼》。

《周礼》是什么东西？

三千多年前，周公旦一反古代一直传颂的“尧舜之治”,“举贤授能”的理念，进行王权私有化，制定《周礼》。《周礼》的核心就是宗法制，树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理念，明确区分尊卑贵贱，即以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王权，防止政权的颠复。所以这部治国大纲的诞生，就注定了最终起来破坏大纲是窥视王权的王亲国戚。从《周礼》的诞生始，沿续了西周王朝的康、昭、穆、恭、懿五代政权。周懿王病逝后，按《周礼》是由太子姬燮继位，但是太子懦弱无能，能干的姬辟方（周共王的弟弟）就乘机夺取了王位成了西周的第八世国王，谥号周孝王。周孝王病死后，诸侯又依据父子子继的定例，扶立懦弱无能的姬燮为帝，即周夷王。王权私有化的恶果就开始显现出来。姬燮感激之下，也顾不得尊严，顾不得《周礼》了，一改以前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朝见时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这样的天子自然被诸侯所轻视，加之外患不断——被穆王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多次反叛。姬燮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风雨飘摇的三十年。去世后，由太子姬胡即位，谥厉王。周厉王是个典型的花花太岁——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得怨声载道。猃狁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也不堪压榨奋起反抗，“国人暴动”，他只好逃出镐京，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此后的西周仅仅是个王权的象征，诸侯林立，各自为政。而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围绕着王权的争夺，上演着仆夺主权、兄弟相残的事层出不穷。其实，这种“僭越”历朝都有，唐代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宋代有宋太祖赵匡胤不明真相的逝世，然后由其弟赵光义即位（赵匡胤可有四个儿子啊）；赵光义又废长立幼；更不要说还有秦末的陈胜、吴广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唐代的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公开向王权私有化发出挑战。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能者居之。这样简单的道理，这群腐儒们就是弄不清楚。因为在腐儒们的眼里是看权利的“合法”性；而在百姓们的眼里看的是哪个当权对百姓更有好处。

也许建文帝朱允炆也是一个好皇帝，一个柔弱的好皇帝。他想减轻赋税、宽刑省狱，尽可能地想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但是，这只是“也许”，而且历史不会给出这种“也许”的；他执政四年，被“削蕃”这场战争拖的精疲力尽。在处理“削蕃”这件事上，他显得政治幼稚；在用人方面，他显得没有眼光；在处理李景隆指挥失误等方面，他没有原则，惩赏不分明。这些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理想的皇帝；至少是一位不适合当时国情国势的皇帝。

朱棣即位后，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在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也极力肃整内政，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政，解决废罢中书省后的空缺。他利用科举制选拔人才，为己所用。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采用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发展，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赋役征派。他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边防；与蒙古族和鞑靼、瓦剌各部建立友好关系；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等三十多个国家互派使者，建立友好关系。对国家，对大明帝国而言，谁更适合当皇帝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历史选择了朱棣。

说到“靖难”的事，好像都绕不过方孝儒。朱棣的第二项大罪是“杀戮”过重。他杀了许多建方帝身边的那些不肯投降的大臣；尤其是杀了像方孝儒这样的“大儒”。

杀人太多，固然不好，但好像没有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君主不杀人的；这就是封建时代的君主统治政权的一种手段。远的不说，就说朱元璋吧，他杀的人还不过多吗？每一次清洗下来，死的人就是好几万。难道就因为朱元璋身份的“合法”，杀人也成了可以理解的事；而朱棣是“僭越”，是“篡位”，所以杀人就是“罪”吗？

　问题又要回到方孝儒该不该杀。

朱棣杀人的理由很简单：曾帮建文帝出谋献策反对过他，而又不肯投降他的人。所以，他杀了黄子澄、杀了齐秦以及方孝儒门下（都是海宁籍的）太常少卿卢希原、陕西佥郑公智、刑部待郎胡子昭等，与方孝儒关系密切的河南参政郑居贞、御史大夫练子宁等。就连给建文帝献策以“移封”削弱蕃王势力的户科给事中卓敬也被杀。按理作为建文帝身边的主要高参，为建文帝讨伐朱棣写诏檄，为建文帝“削蕃”献策包括离间朱棣父子关系、杀朱棣使者武胜等的方孝儒就不该杀吗？

方孝儒该杀。

但是，朱棣还真没有要杀方孝儒的心。一则是朱棣的第一高参道衍僧人在朱棣就要攻下金陵城时，曾恳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儒。他说“攻下金陵城后，方孝儒肯定不投降，希望你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当然，道衍这话说有浓厚的文化情结，有文人相惜的成份。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能杀绝天下读书人，难道杀了一个方孝儒就绝了天下读书人？道衍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骨子里还是一个读书人。朱棣也答应他了不杀方孝儒。二则是方孝儒是文化“名人”，朱棣也不愿背负杀“名人”的罪名，让天下读书人失望。

他不是不重视读书人，不是不重视文化。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登位不久就命大学士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动用文人儒臣3000余人，辑古今图书8000余种，谓“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永乐四年，他到御殿观览图书，问大学士解缙：“文渊阁内经史子集是否齐全？”解缙回答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他又说：“一般士大夫家只要稍有余钱，便想买书，况于我们朝廷呢？于是，立即召见礼部尚书郑赐，要他立即派人去购访天下遗书。又指示说，购奇书要不惜代价，“书值不可计价值，唯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永乐六年，《永乐大典》编成，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

他杀方孝儒也是迫不得以的；也可以说，是被方孝儒迫的。朱棣攻下金陵城后，方孝儒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朱棣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朱棣也没有责备他，只是把他关进监狱，叫人反复劝他归顺。矛盾的急转直下，是朱棣要即位，要一个人写诏书，百官是怀着怎样的心理，都说要方孝儒来写。这对朱棣建立的新政权是一次考验。谁都知道这个倔老头肯定不会就范，百官们要看看朱棣是怎么个态度。果然，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朱棣还是耐着性子，走下殿来对方孝儒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孝儒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新政权发出挑衅，并疾书写下“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你说朱棣能不杀他吗？所以，迫得朱棣下命灭他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

我在网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其实这也是一种迂腐之见。如果说朱元璋立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是国家的宪法的话，不要忘了，朱元璋同样也立下了“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的诏谕。这是不是也是“成宪”？要不要遵守？

春秋时，崔抒杀了齐庄公。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齐庄公。崔杼便和另一个大贵族庆封拥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为国君（即齐景公）。崔杼把满朝文武大臣都驱赶到太公庙上，逼迫他们表示效忠于他，稍有违迕，立即处死，已经杀了七个人了。崔杼迫晏婴宣誓。晏婴从容举杯，义愤填膺地对天盟誓：“我只忠于君主和国家。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均不得好死！”崔杼恶狠狠地用剑顶着晏婴的胸膛。晏婴毫不畏惧，厉声回答：“崔杼，你读过《诗经》吗?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不管你是用刀砍头，还是用剑穿胸，我晏婴决不屈服！”新君齐景公执政后，崔抒问他：“你咋不去死？”晏子回答他说：“我是为国家而不是为某个君王工作，凭啥要死？”他照样当齐景公的臣子。齐景公后来用晏子为相。晏子为治理国家作出很大贡献。连孔子也赞叹说：“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你说是方孝儒的精神可取，还是晏子精神可取？所以有人指出：“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当然，要成仁或取义，全凭个人，无可厚非；大明朝，还是大明朝，皇帝还是老朱家的。只是方孝儒只为自己扬名，屈死了那么多的无辜，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