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何不希望女儿考上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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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何不希望女儿考上好大学?
洪巧俊
可庄稼人的孩子考大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所以,要让孩子改变命运,除了多挣些苦累钱,那就只有勒紧裤带。
“卖大猪”背后的辛酸泪
洪巧俊
在乡下住久了,对农村的时节也就特别敏感,比如“清明前后,撒谷种豆”,“春争日,夏争时”等等,但不知何时起,“八月底九月初,哪家不要卖大猪?”也成了农村的一个关键时节。因为9月1日孩子都要上学交学费,没有凑起孩子学费的,也只有把栏里喂养的肥猪给卖了。要是孩子考上大学,上万元的学费就不是卖头大猪所能凑齐的,这就难怪农村流行一句新谚语:“一人考上大学,全家受穷受累。”
这句新谚语诠释了当今现实。自8月初,莘莘学子们陆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几乎每天都有媒体报道贫困家庭拿不出学费的报道。8月16日《兰州晨报》报道了吕淑琴18年前捡回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今年高考金榜题名,然而,面对1万多元的高额学费,这对情深似海的母女又陷入困境之中,无助的女儿因此几度险些走上轻生的绝路之外。还有广东省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黄炳深的年迈的双亲,一个77岁,一个72岁,象他们这般年纪在城市早已颐养天年,每日只要到老年人活动中心打打太极拳,跳跳舞,下下棋,可这两位老人还在一家木夹厂打工串木夹,为孙子挣上大学的学费。松原市的刘晓强,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三姐也考取了吉林师范大学。因为家庭贫困,学费没着落,为此,晓强决定先让姐姐上学。26岁的徐小芳为了凑起弟弟上大学的学费,剪掉了她心爱的、与她共枕相眠20年的1.5米长的秀发。而最让人痛心的却是22岁的北京某音乐学院学生赵某,为了凑学费而行骗,触犯法律,这位农家之女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
《父亲》这幅油画无数次感动过我:“父亲”黧黑的面庞,写满了人生的沧桑。然而我更为生活中的这位父亲所感动。“我就是给人下跪磕头,也要供他。”这是一位父亲(继父)的话。这位父亲的名字叫姜子雪,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姜亚雷是妻子与前夫所生,9月开学就要升入初中,据说学费要七八百元。由于家境贫寒,姜子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实在不行,三个孩子中只供姜亚雷上学。七八百元,对于大多市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或许只是一瓶酒、一条烟、一盒化妆品,一顿饭……,但对于农民来说,不要说七八百元,就是十几元钱也来得不容易。姜子雪这位父亲太让人感动,他宁肯让自己的亲生孩子辍学,也要让小亚雷上学。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无不说明“哪家不要卖大猪?”这个时节的艰辛和困苦,为凑起学费,哪个农家不奔波,不受煎熬?学生急、家长急,此情此景决不会比农民7月的“双抢”又是收割又是插秧轻松。稻谷晒干了,赶紧推到粮站,栏里的猪喂肥了,赶紧卖,能卖的都卖。在乡下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只要你会读书,做父母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
为什么总要这些做父母的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题为“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的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上大学所需要支出的费用高于公众的承受力;特别是对于部分农村和贫困地区来说,更难以承受。面对高校学杂费的大额支出,在农村没有多少个家庭不是靠东拉西借维持的,甚至因缺乏偿还能力而借贷无门。然而,对于被录取的寒门学子来说,每年上万元的昂贵学费,则成为一道比高考试题还难以逾越的门槛,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被挡在校门之外。
“八月底九月初,哪家不要卖大猪?”不是农事时节,却成了农村最重要的时节。这个时节的兴起,应该说是一路看涨的学费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因孩子读书而返贫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可上了大学又苦于凑不起学费。
如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上学交不起学费,已是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一费制”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不合理收费项目外,还必须降低门槛,也就是降低收费标准。再就是国家需要拿出一笔资金,对特困人口进行资助,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否则,就是农民们多养几头猪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原载2004年第11期《杂文选刊》
寒门学子到底输在哪里
洪巧俊
今年广东文、理科排名前十的学生中,依据已经可以查证的19人来分析17人来自城市,只有2人来自农村。这些高分生的家庭背景也非常集中,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教师、公务员的达10人,父母均为医生的有1人,父母至少一方为白领的有3人,剩余3人的父母为生意人。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就是:高分的家庭教育都是相似的,低分的家庭教育各有各的无奈。有报道说,这些来自城里的高分生,成长经历高度相似。他们普遍参加过付费的培训,除了奥赛班和补习班,他们在小提琴、吉他、钢琴、绘画、芭蕾舞、国际象棋、拉丁舞等也有一技之长。但是,连生活费都成问题的贫苦家庭,显然不能供孩子上奥赛班和特长班。所以说,寒门学子不是输在智力上,而是输在金钱和公平上。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2010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当中,农村的孩子只占到了17%。在这一年全国高考的考场上,农村的孩子占到62%。清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如今成了农村孩子遥远的梦,就连为农业培养人才的农业大学,农村孩子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减少。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农村生源却出现了低于30%的现象。都说数据自然会说话,那这些数字究竟在向我们揭示着什么呢?
农业大学本该以农村孩子为主,这是因为农村生源熟悉农村,了解农村,更适应于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连为农业培养人才的农大都出现了农村生源少的现象,这说明教育优质资源过于向城市地带集中,从而导致很多农村优秀学生失去更好的教育机会。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均衡的问题。
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导致的教育不公平中,首先是城乡教育资源起点不公平。资料显示,只有40%的孩子在农村能够接受到学前教育,且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施十分简陋,有的幼儿园是一个教室一个老师,没有活动场所。大多农村孩子是跟着老人生活,其教育成问题。
其次是城乡教育过程不公平。由于师资、教育设施政府都倾斜于城市,教师在乡村学校工作远比城市艰苦,工资待遇却比城市低得多,使得优秀教师涌进了城市,乡村学校缺失优质资源。农村优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无法进入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也就与名牌大学无缘。
再次是城乡教育结果不公平。理论上说,既然乡村孩子从幼儿教育到义务教育都遭遇不公平,高考录取上应该倾斜农村生源。事实却恰恰相反,很多重点学校都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对于本地生源招生的比例大很多,同一所大学录取分数线城市生源还比农村生源低得多,从而造成农村学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此可见,城市与农村教育的不平衡,也是我国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的一个缩影。
如今,经济宽裕的农村家庭,都会把孩子送进城里读书,有的父母甚至去陪读。陪读很花钱,但一些家长咬紧牙关也要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条道可以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读不了大学的农村孩子,只能面向黄土背朝天在家务农,或踏上打工之路。农村孩子进城读书,增加了农村家庭的负担,有的为了孩子读书,把家都读穷了,这也是四川崇州市女孩高考失利后,父亲多次拉着女儿跳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这些孩子的命运与家庭、乃至整个农村的命运密切相连,并深刻影响中国农村未来。这种影响事实上已经发生,而且日趋严重,那就是乡村的沦陷与败落。
城乡间的差距呈扩大之势,始于学前教育的差异在其后各教育阶段逐渐固化,直接影响社会公平。要想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政府应向农村教育倾斜,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进一步解决师资上的不平等。
同样和中国一样存在着教育城乡差距的俄罗斯,已经开始破除了这种固化,十分注重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方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规划和实施农村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俄罗斯始终将农村教育改革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将农村教育视为农村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教育现代化对农村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同时积极发挥农村学校对农村地区的文化辐射和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在教育系统内部主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设区域性学校联合体,既降低了教育成本又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俄罗斯的思路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仍然有9亿农民,农村教育问题解决不了,中国要实现全面奔小康就是一句空话。
载厉以宁主编的《时论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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