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为何说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
洪巧俊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说: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2014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王名教授的“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应像劳教一样废止”,我很赞同。但地方政府显然不会赞同废止这个社会抚养费制度,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
早在2011年5月,我就发表文章《必须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追问是因为邵氏“弃儿”的曝光,我一直在沉思,是什么让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如此丧尽天良?应该说是一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为收取社会抚养费,他们将十余名“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然后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有的以3000美元卖给了美国人抚养。可见,这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对基层计生部门太有诱惑力了,要不他们也就不会如此十恶不赦,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来。
多年前,这个东东不叫“社会抚养费”,叫“计划生育罚款”,虽然名称好听了,有些人性化了,但本质没有变,都是两个字:交钱。以前不交钱,就去你家抢东西——牵猪抬粮食,甚至搞株连,一家抢来的东西不够钱数,就到他们的亲属家继续去抢。现在“法制文明”了,不再抢了,但还是有办法让你乖乖地交钱。邵阳隆回县16名被“没收”的孩子,大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交不起社会抚养费。“邵氏弃儿”案曝露的不仅仅道德底线的问题,重要的是利益链的问题,是利益促使他何丧心病狂。
以前计划生育罚款是为了发工资,如今乡镇干部的工资都是由上级财政下拨,那么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又用在什么地方?多位计生干部向我透露,社会抚养费上交财政后,80%返还计生部门,这些钱除少量付给计划生育有后遗症的人外,大多用在搞计划生育工作时的车路、接待、攻关等费用上。因为社会抚养费基层计生部门能得“大头”,所以分管计生工作的乡镇领导就是“肥缺”,尽管说计生工作难做,但乡镇干部却乐意当计生干部。一个乡镇一般都有10多名副科级干部,其竞争是激烈的,不是谁都能分管计生工作的。应该说,80%的返回,是各地计生干部积极收取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之因。这个返回率是有巨大的诱惑力,也是一些计生干部丧尽天良的根本原因。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各地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收取的,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钱收得越多。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收取的标准也不一样,这叫“看山取柴”,根据超生者夫妻的年收入来收取。对于富人,不怕富人少生,而是希望富人多生,生得越多,交的社会抚养费就越高。所以,对于富人他们是睁一眼闭一眼,交足社会抚养费就行,而对穷人就盯得紧,就像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那样,防止穷人超生,抓人流,就是生了下来,交不起社会抚养费,也要“没收”孩子,卖掉抵社会抚养费。有的地方收社会抚养费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年下来是百万千万,那么这些究竟哪里去了?有不有贪污腐败、吃喝挥霍等问题?“社会抚养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利益纽带不斩断,恶还会从胆边生,类似邵氏“弃儿”这样的丑闻就还会出现。
20012年9月写了《再说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
这对夫妻符合生育二胎,为什么要征收这7万余元社会抚养费,如果说没有在生育孩子前办理手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计生干部,为何不服务到家,对人家通知一声:你们夫妇符合生两胎的条件,请来计生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怎么就只知道收钱,不知道服务?别忘了你们是纳税人养着的,不是说以人为本,咋就以钱为本?如果明知道人家合乎条件,就是不告诉他们,等他们生了孩子就上门收钱,这就有钓鱼收费的味道。也许计生人员会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合乎生育二胎条件,但我要问,那你怎么知道上门收钱?通知只要花一元二角钱寄上门,还不用你们收钱那样上门辛苦。但是通知了,还能收到这7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吗?
在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前,社会抚养费被规定全部用于补充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费的开支。有计生官员说,其投入方向包括九个方面:独生子女保健补助费,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支出,节育者营养补助及路费补助,计生宣传费补助支出,计生培训费补助支出等。但在现实中又有多少用在这几个方面?报道说,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社会抚养费在基层政府变形手法不断。官员坦言征收中的摊派任务现象仍然存在,村干部为了完成后高额的返还比例不惜自行垫付缴纳。一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挪作办公经费,用于招待送礼及职工奖金。监管不力导致出现基层人员以不入账或少入账形式贪污,广东省计生委官员坦言“查不过来”。“查不过来”,社会抚养费这样就抚养那些基层人员?2010年,原郑州市惠济区计生委副主任李喜凤被诉贪污社会抚养费26.7万元。但其辩称,“其中5.7万元作为奖金发给了村妇女主任,7.6万元被领导拿走,其余的,有给领导送礼的,有招待领导花了,还有一些在工作中花了。”李喜凤最终被认定贪污社会抚养费近14万元。(2012年8月24日新华网)
这是恶的社会抚养费带来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农村究竟有多少?如果这种社会抚养费恶的不废止,这样的悲剧就仍然会发生。因为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12月4日上午来到该村党支部书记(以下简称村支书)艾连坤家中讨要说法,最终却在村支书家中因为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2013年12月9日人民网) 45岁的艾广栋与其妻谢玉凤共有5个孩子,四女一男,老幺是4岁的儿子。从2003年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求一次性支付7千元,后来要交6万元。谢玉凤说:“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本来就人多吃饭,仅靠种田收入的艾广栋夫妇,日子就过得艰难,手上有几百钱,就被村干部逼着拿走了。如今又把他家收的7千多斤玉米全拉走了,叫他们怎么活呢?这不是逼他们走上绝路吗?
我坚决反对这种暴力的行为,但我一直在呼吁取消收取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因为社会抚养费没有真正用到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等方面上。既然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不能达到真正的用途,却成了腐败的温床,废除社会抚养费这个恶的制度就是人性向善,在走向正义。
如果看了这些,你就知道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为何要说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应像劳教一样废止。
王名教授,您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您敢在两会上,公开说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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