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征地农民公平补偿是最好的“维稳”
(2012-12-25 23: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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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洪巧俊
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两天后,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终于进入全国人大审议阶段。12月24日,国务院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土地补偿”作了重大修改——删除了现行法第47条中按土地原有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的规定。(2012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
近年来,由于征地补偿的不公平,补偿不到位及征地程序的不完善,导致上访不断,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据12月16日的《财经》杂志报道,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征地冲突,大部分皆因被征地农民对补偿不满而引起。国家信访局统计称,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每年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在400万件左右。这么多的纠纷与群体上访事件,显然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有关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征地补偿中引发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个规定早已不适合当今补偿的现实,这个补偿办法本身就存在着缺陷,且标准偏低、规定过死,从而造成土地补偿给农民的钱与地方政府出卖土地的价格悬殊太大,从农民手中征地一亩几万元,地方政府一转手就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元。“一进一出”的价格如此悬殊,叫失地的农民心理如何平衡?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却缺失社会保障,农民失地后也就将失业。农民考虑着未来的生计,就不得不和地方政府抗争,这就造成摩擦与矛盾。一旦当地政府沒有及时地处理好,矛盾激化,群体事件就往往爆发。
可以说,至今一些地方官员仍然沒有反思征地中的不当行为,没有转变观念,与其花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扑火”,也不愿提高征地补偿。事实上,因土地纠纷,群众去上访,政府截访,其截访的成本却是昂贵的,而当发生群体事件,“维稳”的成本就更加昂贵。江西宜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果当初地方政府不搞强拆,坐下来与钟家谈判,给钟家一个公平的补偿,我想悲剧就不会发生。可以说,最后宜黄县政府平息这件事件的代价要比钟家要求补偿的价格大得多,不知当地官员是否算了这笔经济帐,如果算了出来,那一定会让人感到吃惊。家乡有一位上访者曾对我,他对一些官员的做法想不通,当地政府征了他家的一亩多地,要求当地政府多补偿6000元钱,不同意就强征。于是他去北京上访,乡政府派5名干部去北京截访,来回乘飞机、吃住的钱却花了2万多元。他摇头叹息说:“他们宁可这样折腾花钱,就是不多给点我们。”这种僵化的思维,是导致土地纠纷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
只要做到公平公正,农民兄弟就不会难讲话。多年前,建黎温高速公路,征我们村庄上的土地,补偿非常低,乡亲们也沒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搞建设,理应支持。但由于市领导的弟弟沒征到地,在他们的运作下,沒有征到地的村民也分到被征地村民一样多的钱,于是那些被征地的村民觉得很不公平,征地损失庄稼,失去了土地,凭什么没有失去的人也分同样多的钱?于是被征地的村民上访,打官司,到乡政府闹事。平静的村庄再不平静,吵吵嚷嚷,打架斗殴,兄弟不和,亲家成仇,曾经和谐的村庄从此就这样鸡犬不宁。
在我看来,农民兄弟是朴实、厚道的,也是讲道理的,他们既不刁,也不横,只要我们的地方政府能正确地对待群众的合理要求,不蛮干,不乱来,公正、公平办事,老百姓就会心服口服。但他们有时也是“一根筋”,认死理,比如我那堂叔洪有昌,他就认为这世界总有讲理的地方,凭什么没有被征地的人还要分钱?他到县人大讲法律,去北京上访,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公平得到了,他们也就不再讨说法了。不种地去折腾,一家人还要不要吃饭?记得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说过这样一番话:“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的,要竭尽全力去解决;无法解决或者要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地劝导说服;对于确因政策失当、决策失误、侵犯群众利益的,要据实向群众承认错误,及时纠正,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从而使群众的不满情绪积淀并不断激化”。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真能做到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群体性上访事件。
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这说明征地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如果征地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减少了这个60%,显然群体性上访事件就会很少。其实,土地纠纷不断上升,也会产生“蝴蝶效应”,它不仅使土地纠纷进一步扩大,而且会波及其它,受其影响引发之外的纠纷。处理好了征地这个问题,应是抓住了“维稳”的牛鼻子。所以各级政府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建设和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坚持“先补偿安置,后实施征地”,尤其要让农民有参与权、话语权,要从长远生计考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比如让农民享受土地的开发权,享受土地用途转变所带来的好处等。
无性,也可以是夫妻(女县委书记的官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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