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的体制与弱势的鸡蛋

      •洪巧俊

    城里人与乡下人互相依存，又格格不入；一起生活，但待遇不同；不可分割，却壁垒分明；穿越彼此的生活，却如雾里看花……翻开中国的历史，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城里人与乡下人有如此复杂的关系，黄俊杰先生说这种关系是一个最矛盾的时代寓言。于是他列举了“城市对农民工的10大误读”。在这些“误读”中，“他们不该拿高薪”和“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的两个“误读”是最令农民工伤心的。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走向城里人同等优厚薪水的道路是漫长的。新华网曾公布了一个青岛农民工进城17年的工资“路线图”，17年他完成了“农民变市民”的转身。能转身的是幸运者，有多少农民工是一辈子也不能成功转身的。有人说，王海鸽的《新结婚时代》写的就是“城乡结合”的婚姻如何破产崩盘的，那还不如说是物欲城市里的爱情是如何破产崩盘的(2009年第10期《读者》)。“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的 “误读”举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恋爱，最后破产崩盘的事例。前者是身份，身份的不同造成了同工不同酬；后者是爱情，爱情本是纯洁的，但现实是爱情的天平也生绣了，倾斜于城里人。一方面是城里人认为乡下人幸福，另一方面为父母的城里人却总在阻止自己的儿女与乡下来的谈恋爱，不让他们嫁给“幸福的人”。

     在我看来，误读是因为城里人有了“二元化近视”，寓言是“体制性高墙”下产生的。黄俊杰先生把这种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错综复杂矛盾仅仅是归于“误读”，却没有寻找“误读”的根源，那么，“误读”又是如何产生的？

     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所以我说，城市的繁华和富有是农民的血汗堆砌的。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不说其它，只说土地这一项，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累计高达2.5万亿元。

    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仍然有2.54亿贫困人口，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算，仍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与世界最穷的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5个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这么多穷人就在农村，是长期体制下的剪刀差造成的。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农民都是弱势的鸡蛋，只不过现在的鸡蛋壳硬了些，但没有“高墙”的保护，壳硬同样会遭遇破碎。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大军区司令下连队视察，亲切询问士兵：平时吃什么菜？被挑选来迎接首长的士兵，当然觉悟高，答：报告首长，有肉、有鱼、有鸡蛋，还有疏菜。首长问：蛋怎么吃法，是炒蛋、煎蛋、还是煮蛋？士兵很聪明，马上就明白水煮蛋加工成本最低，体现不出生活质量，就答：主要吃炒蛋、煎蛋，很少吃煮蛋。哪知道，一直和颜悦色和士兵交谈的首长，马上回头，声色俱厉地教训跟班的军长、师长们：战士们很辛苦，一定要吃得好，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炒蛋、煎蛋太油腻，司务长、炊事员很容易偷吃。以后一定要让战士吃煮蛋。（2005年12月《杂文月刊选刊》）司令的命令就是一堵“高墙”，使一个个鸡蛋完整地到了士兵们的手中。综观5000年中国史，还没有看到那个朝代有人为农民矗立起一堵高大的墙，也让农民得到完整的鸡蛋。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被官吏盘剥的对象。

    最近看了村上春树的《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让我十分感动，村上春树说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递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里牢记：“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 无论墙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都站在鸡蛋的一边。其他人可能会判断孰是孰非，或许时间或历史也会来裁定。他还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一个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脆弱外壳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灵魂。并且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这个墙的名字叫“体制”。

    其实，农民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一样地生活，就是因为无法逾越那无形却又高大坚实的墙。农民是一个鸡蛋，其实城里人也是个鸡蛋，只不过城里人是高墙内的鸡蛋，而农民在高墙之外。

    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总统靠不靠得住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总统背后的高墙——制度要靠得住。如果制度靠不住，这堵墙无法抵挡外面的石头砸进墙内的鸡蛋，鸡蛋破碎也就在所难免。正因为墙内的鸡蛋砸不到，而墙外的鸡蛋却总是在受伤，甚至破碎。这就是中国之现实！同是中国人，农民和城市人却同命不同价，同工却不同酬，没有退休工资与养老保险的农民，只有做到两眼一闭两脚伸直才能不干，上个世纪农民不死就要交人头税。

    村上春树最后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有形而生动的灵魂，而体制没有。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建立了体制。”但村上春树还没有想到，体制不是人人都能建立的。虽然伟人早就说过，人多力量大，但在建立体制上，人再多也使不上力，体制的建立往往是少数人所掌握。中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却是最弱势的鸡蛋，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体制不是他们建立的，而是侵害他们利益的另一方在为他们建立，所以，在他们面前不是高高的门槛，就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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