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暂住证是执政智慧的体现
这个带有歧视性、严重损害流动人口的人格与自尊的暂住证，早该进入历史博物馆尘封起来。尽快这个恼人的暂住证，无数次地经受着公众的斥责，但斥责归斥责，人家暂住证就是不取消。据11月21日《都市快报》报道，日前，浙江的第一张居住证发给了在嘉兴工作的广州姑娘，拥有这样的居住证的外来务工者将享受同城待遇。这也意味着，在浙江实行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画上句号，实行居住证制度的时代业已来临。无疑，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
取消“暂住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而且体现了城市管理上的进步。
取消“暂住证”，符合外来人口的利益诉求和自由流动，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
暂住证制度违背社会的客观规律，违背《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违背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颁布实施的《居民身份证法》，该法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证件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此外，2006年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规定了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证件登记制度。以上两部法律，已经足以解决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更何况，目前暂住证的存在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2004年7月1日实施的新的《行政许可法》，在该法的六大事项中，没有哪一项条款为“暂住证”提供法律层面的依据。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暂住证早该进入历史博物馆尘封的依据。
暂住证与居住证，一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去甚远。首先暂住证不能反映主体的居住事实，公民只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就会被当地居民称作“外地人”；再就是很多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是否有暂住证进行设限，设限就有获取利益的借口，一些主管部门之所以死抱“暂住证”不放，其原因就是“暂住证”是一块丰厚的大蛋糕。他们总是打着方便城市管理的幌子来掏外来者的口袋，而事实上，这与外来人口的自由流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日的《法制日报》报道，从2002年开始，广东省政府相继取消了原批准收取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费、出租屋治安管理费、流动就业跟踪服务费等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见收费之多。相关数据表明，单凭一个暂住证，广州市相关主管部门每年就要从流动人员那里收取5.767亿元，显然，如此无本生意的“经济效益”是惊人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暂住证为何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其实是处在“半城市化”状态。问题在于，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一张暂住证，更让他们感到是“暂居状态”，随时都有“飘”走的可能。事实上，这个“暂”字，让外来打工者往往置于尴尬的境地，比如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等。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可以说，浙江并不是开先河者。早在２００３年７月，辽宁沈阳就在全国率先宣布取消暂住证制度，随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做过不同的尝试。然而，这场围绕“暂住证”所展开的各种动作，看似抢眼，对外来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却没有实质性的改观。但这次浙江的取消暂住证却没有“换汤不换药”之嫌，因为浙江的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使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而且还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这可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背后，不仅体现了对外来人员的认同、尊重和关爱，更体现了政府执政智慧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体现了政府变权力为服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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