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同价”是个老话题，不知“吵”了多少年，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一大步。但是要说解决了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且任重而道远。

　　本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却需要千呼万唤；本是不难解决的问题，可时至今日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可以这样说，北京终审改判的“同命同价”只不过是“地域性的同命同价”判决，因为这个判决还需要“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在北京”这个附加条件。如果不是“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在北京”，显然就不是这样的价。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取消了“城乡差别”，却又平添了“行业差别”、“地域差别”，其结果还是存在着“同命不同价”。

　　“同命不同价”，这个由户籍诟病而产生的“衍生物”，曾经使多少农民兄弟感到心酸和无奈。前年重庆郭家沱发生一起车祸，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农村户口的少女何源的父母只能获赔5.8万元，而城市户口的何源两同学的家人各得20余万元赔偿。何源的父亲悲叹道：“不都是一条命吗？不都是学生吗？为何农民的孩子就命贱？”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报道了重庆市高院将改变“同命不同价”这种制度性歧视，规定农村户口的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就可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笔者认为，这个《指导意见》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它只解决了带“工”字的农民，而没有解决带“农”字的农民。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并非障碍，障碍在于歧视性的思想仍然牢牢地占据了一些人的头脑。时至今日，生命平等的价值观还没有在法律上被认可和接受。

　　笔者认为，“同命同价”强调的是“命”与“命”之间的平等，要让“死亡赔偿”体现生命价值上的平等，就应不论来自何方、来自何种职业，不论收入多少、身份如何，都应是一种赔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