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msns.qpic.cn/mmsns/6Giciciapgm0GYTjAQOh6tlg80iaXvGMbNVUYicqRwEWibD75Ew8xFfCa6UA/0?wx_lazy=1国学中有诸多非读不可的经典，譬如《道德经》、《论语》等。但是，由于语言的释义问题，对这些经典的解读，已经众说纷纭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了。师兄的学生酷爱钻研，不久前以《中庸》之疑切磋于我。按照老惯例，一概以三经解之。略答如下：

一、《中庸》所论的基本内容属于三性的感性

证据在于开篇对“中”对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无论如何解释，喜怒哀乐，都属于感性范畴，至于到底属于感情还是情绪，对于“中”的定性，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由此而带来的“和”，也无非是感性的某种状态（中节）而已。而《中庸》通篇，都以此为纲要，论之以文献（《诗》、《尚》等）、案例（代表人物舜、颜回等）、分析（子路、哀公等问答）、具体方案的体现（三德、五常、九经、三蔫等当中）。

一言蔽之的话，根据后文“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和”，可以推测开篇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处的性，当属于三性中的“感性”范畴。

二、《中庸》也可别名为《诚论》

对于喜怒哀乐，如何才能做到“和”，直到下半段后才提出了方法，那就是“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重点是说明了什么是“诚”（诚者，天之道也），诚有什么表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真正的至诚又是什么样子（尽物之性，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等等。

但是，核心的问题在于：以一句天之道，作为对“诚“对解释，如果不能进一步进行论证的话（哪怕像《道德经》里一些现象归纳也好），那么，这个“天”只是孔子自己理解的“天”，并不等于“客观真实”的天——显然这个话题无意中就变成了“替天代言”的意思了。因此这个结论显然过于武断，自然也就不被现代人文理论所接受，因此才有所谓“在西方学科中不承认传统儒学的学术地位”之说。

三、《中庸》中的“诚论”应与《大学》结合起来理解

作为四书之一，《大学》位次在《中庸》之前。内在的逻辑关系也是如此，可在大学开篇中可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用5+1的系统思维来看，也就是《大学》首先明确了“大学”的目的是“三在”，然后直截了当地给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最后才是明明德。

由此可见，孔子在《大学》中已经明确给出了“诚”的来源，在于“格物致知”。而所谓的格物致知，显然属于理性范畴。

四、《大学》与《中庸》的内在混乱

在《大学》中，孔子（或者说是孔子的后人）已经明确指出“诚”来自于“格物致知”这个理性的过程，但是在《中庸》中，又指出“诚”是“中”“和”这个“喜怒哀乐”感性领域的唯一通道。如此看来，对于感性领域的“中”“和”，孔子（或其后人）却给出了一个“理性”的解决之道。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有三种解释：

一，《大学》与《中庸》本不是一人甚至一门所述，所以各说各的重点——而这也成为此后儒学两千年以来的各执一端的源头；

二、喜怒哀乐的感性问题的妥善解决（和），的确必须依赖于理性“格物致知”来实现；

三、感性与理性领域本身是相同的。

事实上，通晓文化三经的朋友们也明确知道我的观点——感性、理性与习性之间的确是相互贯通的，但是，同时各自也有自己内在的规律。对于感性而言，现代心理学已经提出，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最终来源自更底层的情绪，有其自身的规律，格物致知这样的理性会影响到她，但并不是他们的源头。

五、所谓的“诚”其实指的是人的认知尽可能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无缝化的状态

这种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实事求是”、“天人合一”、“活在当下”等等，如果细分的话，可以从理性上的“诚”，习性上的“诚”，感性上的“诚”等角度进行破解。但本质都属于认知范畴，只要属于认知范畴，我们都知道，这种“诚”都只是客观的一种投射，而一定不是绝对真实的本身。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认识得到，那显然，这个“诚”就是就是认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囚笼——儒学在这方面已经囚禁中国历史很多年了，早该进行破拆了，毫无疑问，文化三经即是破拆工具之一。

                                                                             2018年五一劳动节于龙眠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