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我在北京参加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内部装饰会议，在那次会上，醴陵承担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等几大建筑的日用瓷、艺术瓷的光荣任务。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故宫工作，我去拜访了他，并向他求教。

    沈从文很忙，但那次见面谈的家长里短全是瓷器的事，沈老向我谈起醴陵釉下彩瓷时深有感情。后来我们得知，原来开创醴陵釉下彩瓷的清光绪进士、凤凰人熊希龄就是他的亲戚（姨伯父）。沈老一边听我们介绍，一边抽条凳子从柜顶上随手取出明清古瓷摆在地上一大堆，毫无保留地让我们全部带回陶研所做工作中的参考。此后几十年，我们常有书信来往。沈从文对醴陵瓷业的发展，对醴陵陶瓷研究所的帮助是很大的。沈老为建议陶瓷研究所筹建“陶瓷馆”一些具体意见的亲笔信，都是用毛边宣纸，采用毛笔竖行写的，从这些信可以看到沈老对醴陵瓷业的倾心关注。（根据原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