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说：２００８年是最艰难的一年。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艰难至如斯境地。先是雪灾、股灾、地震，再是“三鹿”事件，没有一件是令人宽慰的。不在灾区、不炒股，前三件事情似乎离我们那么遥远，我们可以献爱心表示同情。可是奶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谁家没有一两个孩子？谁家没吃过奶制品？突然间从媒体中得知，我们接触的奶粉居然能令孩子致命，那种感觉如五雷轰顶。

　　百姓如斯震惊，国家如斯震惊，于是大批官员被撤职。这个顺序是这样的：石家庄的食物药品局局长、质监局局长、水产畜牧局局长免去党内外职务，然后石家庄副市长也撤去职务，几天后，石家庄市长随着民生怨道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加重，也免去了职务，再过几天，该市市委书记也跟着撤职，国家质监局局长陪着倒霉，跟着把官儿也丢了。一时之间，政府官员成了钯子。所有的矛头指向质量把关不严。

　　出了事就处理，没出事前怎么不知道防范？

　　就算处理了这批官员，新上任的官员，就能干得好吗，把得好质量关吗。就靠这几个局，几个人员，保证得了全国人民的食物安全？没有一套可靠的“制度”，没有一套可靠的标准，以人为的手法处理事故，最终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今天出了奶粉事故，明天保不定连水也有毒了。这让人怎么活？中国的老百姓，难道就应该这么多灾多难？

　　不少人说奶粉出事，是因为监测关把得不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道理。老百姓心里想，你们政府应该有监测部门啊，奶粉走出厂门，不经过严格的审查，怎么可以拿去换老百姓的血汗钱？这话没有错。奶粉不是没有经过监测，而是监测了，合格了，却没有查出三聚氰胺来。“合格的产品不一定就是安全的食品。”老百姓又不明白了，怎么查了，测了，还查不出来呢？我们打个比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标准，比如地表水的水质，我们有一套采样的标准、化验的标准，实验以标准中数十个具代表性的项目做代表，这数十个项目合格了，我们就说这水样符合地表水水质的几类标准。但是如果地表水渗进毒物了，监测标准里没有这种项目，那还是监测不出来。报告还是以“合格”上报。所以当我们知道一种食物受污染了，我们得先定“质”后定“量”，知道是受什么污染，确定是什么污染物，再监测它们的含量。

　　我们老百姓，或者政府部门，哪个会想到，奶粉会含有三聚氰胺，哪个会想到能送进孩子口中的，会含有这种出厂奶粉标准里不具备的、只能出现在薄膜袋的一种有毒化学物质？！谁都想不到，那还有谁去测呢？！用这个理由去打击相关政府部门，明显是不公正的。为了平民愤，弄得全国上下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某天一觉醒来，闻得某地再出现此类事件，不仅乌纱不保，还得象三鹿董事长一样琅珰入狱。以这种方式表达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明显有违本意。

　　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到底能治得了多少“标”？还有多少“本”等着治？

　　应该说，解决此类事情，关键在于“制度”。

　　西方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当官？因为退休后福利可观；新加坡人为什么不敢偷盗？因为刑罚十分严厉；中国的奶农为什么会想到加三聚氰胺？是因为奶农的收入受到限制因而挺而走险（当然这个令人不齿）；中国的官员为什么成为企业的保护伞？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监督机制；三聚氰胺为什么监测不出？是因为没有制定更为完善的监测标准。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刚刚办完一个奥运会，花费巨大。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艰难，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主妇，今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令我从未有过地关心我的祖国，我想让她更强大、更富足，我希望将来我的女儿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优越的年代，在国际都市里紧紧与国人团结一起。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出了事，抓几个官员当牺牲品，一级杀下去，平不了民愤，再抓上一级，一级一级往上抓。出了事追究责任是应该，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要救万民于水火吗？不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不是想让我们的企业能更开拓性，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更快地增大吗？

　　这只是小主妇一点小小的意见。聊当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