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课堂讨论中， 张宇燕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牛庄盛衰的故事。据张宇燕教授介绍，牛庄在历史上是东北地区重要的陆路、水路贸易中心，曾经盛极一时。更有甚者，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与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一同被开辟为商埠，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通商的重要口岸。

但是，今天的牛庄已经无法找到兴盛时期的影子。现在的牛庄只是海城市的一个镇，叫做牛庄镇，地处海城市区西部20公里，总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3.7万。海城隶属于现在的营口市管辖，是营口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兴盛时期的牛庄是怎样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以今天的空间和人口规模断难以承担起一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功能。牛庄无疑是衰落了。同样作为《天津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烟台（即便是最初的登州，即现在蓬莱市）、台南、淡水、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到现在都至少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规模，有些地方至今仍然是地区性的交通枢纽。既然牛庄曾经是东北地区的陆路、水路贸易中心，又是晚清中国对西方列强开埠的重要口岸，为什么现在只是保留了一个乡镇的规模，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衰落了呢？我们不禁对牛庄的历史变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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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现在的牛庄镇的衰落并不是如同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由一个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通商的大港而衰落为一个小村镇。也许在《天津条约》签定的那个时候牛庄已经衰落了？抑或是牛庄作为内河港口不符合英国通商口岸的要求从而导致开埠位置的变动？

我们猜想，牛庄的衰落乃是因为作为内陆河港河道淤塞以及海上贸易的兴起，特别是彼时的牛庄已经无法适应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海洋贸易的兴盛。河道淤塞可以输浚，港口衰落可以重建，但是英国选择改变《天津条约》规定的通商地点恐怕主要还在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模式之不同。与牛庄港内河航运相对应的是农耕社会和内陆贸易，与营口港海洋航运相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和海上贸易。牛庄港的衰落不仅仅在于辽河河道的淤塞，也许它同时标志着一种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衰落。牛庄的经历也同样发生在了登州和潮州的身上，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两个地区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后的交接过程中，很快都出现了港口迁移的事情。登州的开埠改在了烟台，潮州的开埠改在了汕头。至今，营口、烟台、汕头还是颇具规模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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