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永远的乡村

——关于《冬夜》的闲话

□八月天

    我与乡村是亲密的。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乡村的秋夜呱呱坠地的时候，注定，我生命的根是在乡村的。即使，通过个人的努力，主动从乡村“移栽”到乡镇、城市，但骨子里仍然与乡村藕断丝连。那个叫忠厚村的豫北小村，承载了我青少年时期所有的梦想，在我的生命中永远鲜活。

    我生活在水泥钢筋构建的城市，与乡村的亲密关系却从未被隔断，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乡村有我的亲人，我会时不时地回乡村去看望他们。我从业的河南科技报社，是一家服务“三农”的媒体，这使我有了更多走近乡村、了解乡村的机会。

    我与乡村也是疏离的。

    当我的家从忠厚村搬离，便再也没有真正走进乡村。我魂牵梦绕的乡村，在时光的流失中也变了模样。即使，我经常回故乡，在农家小院与亲人们闲聊，抑或，常常走进乡村采访，与不同的农户畅谈。但乡村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在乡亲们眼中，我俨然是一个城市人了。回故乡，是探亲；入村采访，是工作。

    因此，我眼中的乡村，与乡村的真相，是有差别的。

    如今，回望我的童年时期，与之匹配的，总是贫穷、饥饿、愚昧等词语。那时候的乡村，一片黄灰。黄的是土，黄土墙，黄土屋，黄土路；灰的是时光，被风化的灰房顶，被熏染的灰栅栏，还有人们的灰头灰脸……

那时候，小伙伴们最关切的话题，就是吃。我总是想，什么时候有玉米面、红薯干面两掺的馍可以放开吃就好了。

    后来，乡村变了，先是解决了温饱，再后来生活水平一步一步提高，吃肉、喝酒也不在话下了。乡村一派祥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很惬意。

    再后来，乡村的格局被打破。众多青壮男性潮水般涌向城市，开始了他们的“淘金”生活。可以说，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青壮男性们，大部分人靠自己的劳动，在城市淘到了“金”，实现了他们的致富梦想。

当然，他们的打工生活有多苦，需要忍受什么样的精神煎熬，非亲历者不可体会。

    在中国，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男性缺席，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妇女、孩子，自然会缺失一些关爱与呵护。同样，他们也经受着不可言表的精神折磨，尤其是留守的妇女们，毫不夸张地说，她们是在守活寡。

    这就是现实。在城镇化的大潮中，被忽视的乡村，也许就是主角——他们无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篇《冬夜》，算是我对当代乡村问题的思考吧。

    感谢刘恪老师的抬爱。感谢《东京文学》的支持。惶惶然兮，文学万岁。（发表时此段删除）

                                                   2013年9月8日 于郑州 谋心斋

                 刘恪老师“幕后独白”之点评   

    八月天这次是我提前十天半月地给他一个任务，写了《冬夜》，小说构思不错，以大鹏的儿童视角展示乡村，展示家庭的隐秘，最后由现实又转入了趋灵视角，透视一个家庭伦理悲剧。情绪非常饱满，地域特色也格外浓郁，也许是急就章，还是有一些理性人工的痕迹。当然这些也是一些必然的思索，救救我们的乡土，否则我们中国所有的农村都死无葬身之地。但中国乡村的出路绝不在，所有农民都成为城市人就可以的了。

    乡村，永远有乡村自己的特色。

《冬夜》与另一个短篇小说的评论——

乡土，我们的精魄和血肉

谢飞亚

八月天与刘先国两人的文本分别指向了我国南方与北方的乡土，他们的有效意义都是对我们的现实乡村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现实批判和乡村浪漫怀旧的理想期待，极好地暗示了我们应如何处置当代乡土的问题，寻找理想的突破口，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今天乡村问题的严峻思考。说得更切合实际一点，他俩刻画的今天的乡村现实存在状态是否也能给我们未来的中国乡土理想目标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一、我们建设自己的空间：地方性家园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地方这个概念？地方是一个限制空间，表明与你相关的处所，把地方性提高到首位，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常见的身价介绍中建筑文体的问题。我们常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干什么？你将置于何处？人称总是第一位的，确立主体之后马上就有了你的空间坐标，空间和自我主体如此紧密关涉是什么意思呢？迈克·布朗说过：“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文化，他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冬夜》中的高荷花生长在她们那个村，那个有着一儿一女的家。《修屋》中父亲、母亲、我与哥哥都在全力以赴，修筑一个家的窝巢。这两个文本很有意思，一个是设法建设一个空间，人的庇护之所；一个是高荷花无心之失，毁掉一个空间。从语义上来说似乎是对立的，但是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空间的重要性。家——屋——屋里的人，这是地方性最基本的元素，是乡土核心之所在，这个核心是根本之所在。高荷花的三间房子烧了，而且连儿子也死在其中，高荷花无疑毁掉了一个家，尽管其实核心意旨是建立一个完美的家。

《冬夜》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乡下人进城和女人带着孩子在乡下过着几近屈辱的生活的故事。父亲六根在城里打拼，目的是为了还债，重建一个完美的家庭，妻子荷花却经不起诱惑被黑石头诱奸，这是一个本能与金钱双重的陷阱。如果仅是有关偷情的故事，那只是指向乡村伦理，可是她失去了儿子，烧毁了房屋，女儿如凤也产生了心理疾病，她毁掉的不是自己，而是乡下人六根的一切，因为六根在城市每年挣的两万多块钱，全部是为了老婆、儿子、女儿，为了他的一个家。这是非同小可的，她毁灭的是乡下人本身。

徐德明就乡下人、农民和民工做了一个区分，民工强调的是一种找工的劳动力资源，他们进城谋生的身份是手艺人或劳力，它几乎成了当下社会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农民工本来务农，现在进城后可以务工、为佣、经商乃至拾荒，他们的身份比民工复杂得多，一度曾与公认的一样，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身份标志；乡下人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最主要的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是既得利益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所以徐德明将此行业定义为“乡下人进城”是有原因的。他们带着梦想，带状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其所有劳作的价值都在一个堂皇的现代化社会命题下被悄悄地吞没、消解了。乡下人正在形成一股迁移的潮流纷纷进城，他们与所进入的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其生命价值的体现与受挫，理当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内容，他们在进城过程中的追求与代价也无可争议地是当下中国人生命价值呈现的重要部分。八月天的《冬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传达了作者对于乡下人进后，城乡间现代关系的思考。以六根为代表的乡下人，他们只想着在城市里挣钱以改变乡下贫困穷苦的生活。他们在都市中生活在自尊与敢屈辱里，挣扎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而且他们没有说出自己的屈辱与失望，只是因为他们执著地想要从中走出来，但是六根在城里挣扎的时候却失去了他的家。

这个家的毁灭对六根来说是双重的失落。他在城里没有根，他的根在农村，在高荷花那儿，我们来看他失去的是什么。有一个细节，六根在城里一个无人的地方做手淫，他的本能是抽缺失的，可乡下自己的女人呢？又被村里的黑石头所占有，因此在城里的和乡下的六根都没有他的本能了。城里没有他的家，他挣钱的目的是要重返家园。可是“家”的概念中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妻子和孩子已经被毁灭了。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人生悲剧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生存的双向空间毁灭，对六根而言，没有城市，连乡村也没有了。中国乡土其现代性之中异常深刻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拼命重自己的乡土却不承想我们正在毁灭乡土。

二、地方性知识中的精神信仰

《冬夜》和《修屋》分属南北两方相差数千里之遥的地方性展示。因地理与文化差异的因素，他们提供的知识谱系是不一样的。《冬夜》是对乡村严酷性的反思，这是中原理性文化的特点，重视现实经验层面的分析与思考。儒家文化总体是要探讨国家与个体的命在命运，特别重视伦理建设的思考，以维护国家秩序，使之成为国家和个人统一的良性的完美社会，因而对荷花的一系列行为是批判的。刘先国笔下是巫楚文化， 浪漫的感谢性的，因而刘先国总是对过程进行书写和描绘，并不是他的文本没有精神指向，而是他用楚地知识来传达信仰，表达人们的思想。这就需要读者拔开物的表面去认识里面深屋的东西。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生活在什么之中，我们空间里最多的是什么？物，物质、物体，所有生命体都是和物打交道的，我们用物说话，用物表达某种方式，还是我们表达的方式。物是一种具体指称，是一个物体，而物质则是一个观念形态。所以米切尔说：“物是短暂的，多稳态现象，而物质是一个完全形而上的概念。”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所有的物都是代物质出场。物是具体的也是抽象观念的代表，同时物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这时来理解物——屋——空间——物质——信仰，就很容易找到个中奥秘了。造屋的仪式实际表述了造屋者的精神心理：祈求平安、幸福。屋与物都是生命存放的地方，它既是人们的生存现实，也是一种历史空间的传递，它需要时间永恒的支撑，无论任何仪式，鸡、鲁班、灵棺都是一个个崇拜物，具有图腾的性质。

这样理解时，我们完全杏以把荷花的三间房被烧和父亲、母亲、大哥的建造屋子同样都视为某种观念意图的表现，换句话说，物、屋、人（不同符号的亲人）都可以视为物质性实现。人与事物作为物质性的媒介，他们所进行的不过是一种物质性再现，还有也含有精神的再现，在一切文化话语中便完成了这种双重再现的功能。

我们再深入两个文本会发现，同是两种文化的地方性表述，但他们的方式和技巧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仅仅是表象。《冬夜》主要是六根儿子的视角，《修屋》是“我”的视角，前者采用呈示方法，后者采用讲述方式。不过大鹏的这个儿子身份由物变成一种灵魂。一南一北两个文本都是从实在的物写入，然后转入超出物之外的神灵，或形而上的观念表述。这又是为什么？

他们要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知，要传达自己的乡土精神。乡土并非仅是一个物质外壳，而是有一套精神信仰，延伸地理解还有乡土自身的批评方式。

八月天的《冬夜》，用充满生活气息贴地气儿的河南方言，甚至毫不避违地使用土得掉渣的“赖孙”“龟孙孩儿”这些脏话，不但没有减弱整篇文章的水准，反而因为贴切乡土特色和说话者的身份、文化背景，更增添了小说的地域特征和艺术特色。这篇小说不仅吸收了拉美文学反思乡土的精神，还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明显看出作者受到西方小说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手法的冲击，具有较强的超越意识，作品的抽象性、寓言性、时空概括性使作品内涵更为深远。这篇小说在立足本土生活现实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主义流派的叙事营养，充满了多元多解的魅力，在艺术形式上有着大胆的探索。如小说开篇就是“我被俺娘荷花锁到屋里烧死的那天夜里”，给人一种新奇和震惊，让人欲罢不能，想要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这句话奠定我全文的叙述时间和事情基调，以我被烧死事件为中心，向父亲、母亲两个方向延伸。以全知全能视角解读父亲六根在城市里隐忍的生活，和荷花娘是怎样冲破内心的伦理观念陷入不贞的深渊，以及她得知大鹏儿被烧死之后内心无限的忏悔与悲痛。第一部分文章描写了父亲六根的隐忍、吃苦耐劳，塑造了一个自立自尊的河南人的形象，他将自己隐藏在城市的角落里，不跟大家合群，虽然进城但是内心挂念着妻儿，身体精神备受煎熬。作者八月天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来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城市里的女人都是光鲜亮丽、备受呵护、充满风情与甜密的，孩子也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与荷花娘和俩孩子在乡下的生活状况对比，城市是令人艳羡而又有着遥远距离的。大鹏被烧死后灵魂飘荡，看到了母亲的丑事，孩子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重创。最后一部分大鹏的灵魂如泣如诉，充满了悲痛，让人唏嘘不已，也带给读者内心无比的震撼，进而促使人们进入无限的思考之中。（注：此文对关于另一篇小说评论的独立内容做了删节）

 （谢飞亚，河南濮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