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椹爷死了，影响了我们忠厚村几代人的伟大嗙诓专家老椹爷死了。

2004年盛夏的一个上午，当县委宣传部的白色桑塔纳把我和街坊吴赛男像产下两枚蛋一样丢下的时候，村街的槐树下站着几个人，其中就有我爹，我非常熟悉的爹——花白的乱蓬蓬的头发，时常带着讪笑的瘦削的脸，好些天都不刮胡子的下巴，微微弯曲的背，总是背在身后的两只胳膊。我一眼看见了爹，爹也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的脸登时就绽放出灿烂的笑。我知道那灿烂的笑是因为我，我是他的骄傲。

“秘书长怎么跟吴老师一块来了？”爹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疑惑。他对我的职务一直很敏感。我在工厂做办事员的时候，他不知道打听了多少人弄清楚了叫干事，就叫我郑干事；后来我做了办公室主任他就叫我郑主任；我当了副厂长他叫我郑厂长，厂子破产了他还叫我郑厂长；后来他去城里听到一个业余作者喊我秘书长，就百般问我这秘书长是个什么职务，我被他纠缠得实在没办法，也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就说出来是市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他一听不得了，就开始叫我秘书长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秘书长纯粹就是个鸡巴虚名。

我说在县里开会碰见吴赛男就一起来了。爹就对几个半老头子说，吴老师现在也是作家了，也归秘书长管了，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我没有说太多，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跟爹一起站着说话的几个半老头子都跟我和吴赛男打招呼，嘴里叫着我的小名三明和吴赛男的小名四妞。爹马上不愿意了，说：“他们都是国家人，哪能叫小名？黎明这会都是秘书长了，市作家会的秘书长，那管的可都是作家，是文人，个个都比老椹爷有学问。”几个半老头子都笑了，一个说都是自己人还恁客套。

我早已习惯了爹对我的称谓，只是笑，也不纠正他。他喜欢怎样叫就怎样叫吧，他是爹，只要他高兴我又何必多管闲事？爹提到了老椹爷，我跟着爹回家走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老椹爷还好么？”

“死了，一个月了，他近门的侄儿孙儿给软包装处理了。”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暗淡。

“软包装？”我有些不解。人怎么能软包装处理呢？我只知道我们老家柳青县的烧鸡牛肉有软包装的，用铝箔袋或透明袋把烧鸡牛肉装起来进行真空处理，可以延长存放时间。

“连领席子都没用，就用破被子一裹就埋了，好歹是个文人，好赖得弄个棺材吧？再玄总得弄几块木板打个匣子，也不能软包装处理吧？”

爹好像在质问我。我点点头说：“就是。”

“老椹爷亏呀，那么高的学问，临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轻得就像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爹无限地惋惜，他虽然就像蚂蚁尿到书上一样识（湿）不了几个字，对读书人却是高看得不得了，包括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

在爹居住的乱七八糟的屋子里，我的眼睛好大一会才适应了里边的光线，这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盖的房子，窗户小得就像一个椅子面。爹拧开了三个扇叶都是黑乎乎的吊扇，吊扇先发出几声嗯嗯的鸣叫，然后又咔哧咔哧动了几下，才开始有规律地转动，屋子里便发出哗哗的响声，随处乱放的旧报纸破衣服在吊扇带来的风中颤动，更显得杂乱不堪。这就是缺少女人的家的主要特征。我的母亲几年前把我爹撂下自己去做地下党了。

在吊扇咔哧咔哧的轰鸣声中，爹又给我说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老椹爷写了很多书。我问都在哪里？爹说都让他的侄儿孙儿拉到地里烧了。

“都烧完了吗？”我有点急。这些侄儿孙儿们，也不问问有用没用就烧。

爹看我着急的样子，说：“我本来想去说说让他们别烧，说不定咱家秘书长有用，我去了又怕他们说我为了喝涮酒，就没去。要知道你有用我说啥也得去不叫他们烧。”

本来这次回家看爹是没有计划的。那天，我跟着市作协的廖主席一起回我的老家柳青县文联参加宣传部一个副部长的作品研讨会，就碰上了也来参加会的吴赛男。中午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星期天一起回家看看吧，我就答应了，说好在家住两天，到星期一跟吴赛男一起走，她回县城，我回市里，看来为了老椹爷的事情我得在家多住几天了。这个在我童年留下深刻影响的嗙诓专家，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