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与约束条件

北京大学  王曙光

时间：2019-07-05

本文节选自：王曙光：《易地扶贫搬迁与反贫困：广西模式研究》

原载：《西部论坛》2019年第7期。

    （一）易地扶贫搬迁社会效应分析

    第一，阻断效应：阻断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链条。对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于人类居住，或生态条件极为脆弱，人类的活动很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消极影响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人类和自然环境矛盾的可行选择之一。尽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或生态质量脆弱区，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着某种自然的、缓慢的、相互适应的可持续的关系（即便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人类仍旧对生态环境施加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极为缓慢，从而难于在短时期内被观测到），但是随着人类增殖速度的加快，随着人类活动能力和对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的迅速增强，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迅速紧张起来，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力迅速增大，这导致原来的传统的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缓慢的适应关系不再可持续，生态环境以极快的速度退化。而同时，恶化了的生态环境也加剧了人类的贫困化趋势，使居住在特定区域内的人口不仅难以满足自我增殖的需求，更难以满足提升生活质量和获取更幸福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原有的区域内进行减贫的努力，尽管仍然可以通过国家更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公共服务投入来改善居民的生存状况，提升他们的福利，但是这种提升仍旧是外在的、不可持续的，而难以动员居民的内生力量；更严重的是，当满足了居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之后，生态恶劣或脆弱区的居民与周遭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许更大，人类对生态的掠夺性利用将更加剧，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更加难以解决，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将不可修复。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生态脆弱区和生态环境恶劣区的最佳减贫方式，只能是将当地居民从原来的生态环境中办理出来，从而阻断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链条，彻底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恢复生态，实现生态的可持续。

    第二，重构效应：对生态脆弱或生态恶劣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构，从而为提升人口素质、提升居民生活福利、改变居民落后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一些深度贫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或边远深山地区，当地居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相比发达地区是有一定差距的，有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不久之前仍然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与外部世界几乎是隔绝的，但是这些边疆少数民族或边远深山区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愚昧落后”，不能以歧视的眼光来评判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反，有些原始的生活生产方式，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意识和信仰，人们敬畏自然，敬畏神明和造物，从而在当地历史上形成一种特殊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这些宝贵的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不能贬之为“愚昧落后”。当然，在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和边远深山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教育落后、知识素质低下、生态意识薄弱、生产和生活方式落后且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根子在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所有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总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地区的居民的观念、意识、知识水平、能力素质等都会显著提升。这种生活方式的重构和文化的嬗变，这不仅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居民融入现代社会，也有利于未来整个人类重新定义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

    第三，增长效应：由易地扶贫搬迁而转移出来的数千万贫困人口，对被迁入地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数千万被迁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形成了巨量的就业人口，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劳动力，从而极大地缓解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瓶颈约束。巨量的就业人口能够满足迁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务需求，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同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对于用工企业的雇佣成本的降低也会产生明显的作用。在用工荒的大环境下，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巨量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意义更加不可估量。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的大幅度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都会产生显著的推动。我们还要注意到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消费增长的效应。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贫困人口在新的居住区将启动大量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对整个经济的增长起到催化作用。

    第四，社会一体化效应。当这些边远深山区和生态脆弱区的居民迁移出来之后，原来横亘在他们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社会福利鸿沟和社会保障鸿沟逐渐被填平，长期以来因公共服务缺失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下而造成的公民之间不平等将被弥合，整个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将大为提升，而社会的一体化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均衡，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点在边疆民族地区尤为显著。

    （二）“搬迁陷阱”：易地扶贫搬迁的约束条件

    虽然易地扶贫搬迁无论对搬迁的深度贫困区的贫困人群还是对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这些正面效应的发挥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收到很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同时，如果易地扶贫搬迁在指导思想和运作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缺失，就会大大损害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甚至会加大被迁移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或使得刚刚脱贫的贫困人口返贫，也就是使贫困人群陷入“搬迁陷阱”。“搬迁陷阱”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必须在科学的规划指引下，在综合性的扶贫政策支撑下，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充分保障下，才能使得易地扶贫搬迁获得预期效果，否则搬迁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以下因素会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的风险：

    第一，融入障碍：对于边远深山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群来说，要在搬迁之后有效融入新的文化形态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这些贫困人群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固有的信仰和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与节庆的特有行为习惯。他们在原有的生活传统中享受这安宁、和谐与缓慢的生活节奏，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比如服饰、舞蹈、饮食、节庆、祭祀、语言、歌谣、婚丧等，给这些民族的居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幸福感，他们与这些文化传统共生，并从这些文化传统中找到生活的乐趣与希望。但是，在搬迁到一个所谓“现代化”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后，他们原有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行为很难在新的迁入地复制，那些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新的迁入地突然变得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从贫困民族地区搬迁出来的居民都会深刻感受到这种文化融入障碍带来的长期的痛苦与纠结。他们固有的一切传统——服饰、舞蹈、饮食、节庆、祭祀、语言、歌谣、婚丧——都被新的生活方式迅速淘汰，而他们又很难在新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原来享受到的慰藉、安宁与幸福感。当我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考察时，就听到当地人跟我讲高山瑶族搬迁的故事：政府为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生活设施极为简陋的高山瑶族建造了新的住宅，但是这些高山瑶族同胞因为难以适应山下的新的生活方式，在搬迁之后不久纷纷拆了新屋，回到他们在山上的住处。看起来，这种行为不可思议，是非理性的，实际上这些高山瑶族同胞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具理性：由于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成本很高，他们还是理性地选择回到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些贫困人群的融入障碍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第二，共同体割裂效应：更为核心的问题是，被搬迁的贫困群体在进入新的迁入地之后，他们原有的生活共同体被割裂和打破了，他们在原来的共同体中所享受到的“熟人社会”中的相互关照、守望相助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存在了。旧有的共同体被割裂后给这些贫困群体带来的孤独无依和被抛弃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心理上的不适超过普通人的想象。有些搬迁户在搬迁后，长期封闭在自己的单元房里看电视，不跟其他人进行沟通。这些贫困人群必须适应经济发达地区新的生活共同体，适应新的共同体中的交往方式和合作方式，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易地扶贫搬迁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这些被搬迁的贫困群体迅速找到并融进新的共同体，熟悉并认同新的共同体（如居委会、党支部、合作社）的运作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建社区”是比搬迁更艰难的事。

    第三，生活成本约束：易地扶贫搬迁还会导致被搬迁者在迁入地面临着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的困境。在原来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中，这些贫困人群的生活成本相对很低，他们在衣食住行中的花费较少。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菜地或小片耕地，或许还养着一些家禽家畜，他们在深山中获取免费食物的概率很高，他们的饮水和洗漱是免费的，他们日常的生活几乎是零成本的。可是进入城市、进入新的社区、住上楼房之后，他们的生活成本陡增：买菜、买食物、饮水等都要花费他们的收入，甚至如厕（要消耗水）这种原本几乎只有正面效应的日常行为（粪便可以积肥）也会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现金支出。生活成本约束是很现实的，在没有稳定的收入的前提下，这些生活成本的增加会严重降低迁入者留在迁入地的意愿，降低他们对政府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的认同度。

    第四，就业困境：要使迁入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必须使他们在新的社区获得就业机会。但是边远深山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群在知识储备、生产技能、语言沟通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降低了他们找到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推行易地扶贫搬迁的地方政府而言，不光要给迁入者提供舒适的住房，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为此，地方政府就要下大气力对迁入者进行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相关企业在技能培训中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五，公共服务瓶颈：要使迁入者能够“稳得住”，除了稳定的就业之外，还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投入，以建立完善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网络。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网络建设中的投入能力不足，会极大地影响迁入者心理的稳定性，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