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全球化与个体自觉

任孟山

卫生部5月16日晚通报，北京市报告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这是北京市的第一例也是内地第三例输入性确诊病例。

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新闻。在流行病全球化的当下，如果有哪个超级城市能够避免流行病的到来，肯定算得上是个奇迹。因为，在这些超级城市中，有着巨大的游走在世界的人群，他们昨天或许还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参加PARTY，今天已经在北京的新光天地选购自己中意的礼服。所以，发布这样的新闻几乎是铁定要发生的，只是谁也不知道会是哪一天发布。

但是，新闻中发布的患者在确诊之前的高度自觉意识却超乎我的想象。在此之前，有省份在通告确诊病例的时候，呼吁过很多人自觉前往相关机构检查。原因在于，患者在确诊之前，曾经坐火车、购物、逛公园等，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因此，这则新闻之后，有些网友在各种论坛上提出强烈质疑与谴责，并呼吁个人自觉。

可是，北京的首例患者在确诊之前，其警惕性非常之高，除了打车前往医院就诊，与出租车司机有过近距离接触之外，一直在家里呆着，与她的母亲在一起。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她把打车的票据一直保留着，方面找人。正是由于患者这种极高的自觉意识，在她被确诊之后，需要隔离观察的只有两人：她的母亲和出租者司机。而且因为她保存着票据，出租车司机很快就被找到了，为隔离工作节约大量的寻找时间。

仅就这些公布的信息而言，这名患者的行为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十分感慨且有些肃然起敬。

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公民个体的自觉意识。没有公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很多事项的推进过程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就像上公交车需要排队这样简单的事情，实在是有太多的人很不自觉，完全不遵守约定俗成的秩序规则，以至于在公交车站需要安排专门的协助人员，加以维护上车秩序，形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一方面是这些协助人员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另一方面是雇用这些协助人员，耗费了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缺少自觉意识的反规则行为，无形中增大了社会有序运行的机会成本与实际成本，浪费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而且，这还没有论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负担与行为后果。因为这样的集体行为，潜移默化地鼓励着人们不要遵守规则，否则，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或许，这个案例与北京首例确诊患者的案例，在行为表现和具体细节上有着巨大差异。可是，它们产生的行为结果，在节约社会资源的意义上讲，却在反面与正面的两个端点上，说明了公民个体自觉意识的重要性，它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

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疾病风险的全球化早就有理论家加以说明，当下社会的表现不过是在一次又一次验证着风险世界理论的正确性。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就目前尚未找到有效药物的甲型H1N1流感来说，每个穿梭于国内外的人，都应该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尤其是在疫区来往的人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自我隔离。

这是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一种伦理责任。一方面，别人是无辜的，本就不该有那么多人和你一起承担你个人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出现很多不必要的人因你而被隔离的结果，相信你也不会就此而心平气静，不追问或反思自己。所以，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而言，在疫区过往的人们，高度的自觉意识应该被纳入自己的思维与行为之中，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我很反对“人人该如何如何”的口号，因为这几乎可以断定是不可能的。个体间差异决定了行为间差异的必然性。但是，在看到北京首例患者确诊之前的表现时，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人们应该重视她给我们做出的表率行为与到位意识，真的是应该“人人自觉”。

流行病风险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知晓自己何时会霉运触头，而且我们也无法避免霉运触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并可以避免的是，穿梭疫区之后，把自己留在一方小天地中，静静地度过一段时间，控制甚至消灭风险扩散的传播可能，给自己一份心灵宁静，也给整个社会一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