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为国流过血汗的人们

任孟山

一个8岁进入中国杂技团、从事了20年杂技表演的女孩小静，日前向媒体讲述了她的凄惨故事：1998年随团赴西班牙公演时腰椎意外损伤致残，可是杂技团却坚持不给她看病，并要求她继续演出，导致病情加重，终于无法上台，但杂技团拒付医药费，并将她提前解聘。从小几乎没上过文化课，再加上身体伤残，曾经的金奖杂技演员小静陷入了生活窘迫的无助状态。（《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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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悲剧，与前段时间曾经报出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国家主义体育体制下被忽略的个人，都是曾经为国家脸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功臣，都是不能再上台表演被扫地出门，一个因伤变成了八级伤残人，一个因吃激素变得不男不女。作为普通百姓，我们所能做到的几乎只有发自内心的同情。但是，作为国家和相关职能部门却需要进行反思，应该而且必须为这些曾经的金奖得主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否则，谁也无法避免是否还会出现另一个小静、另一个邹春兰。

声名赫赫的的乒乓球教练蔡振华曾经分析过中西方运动员的差异：“在西方人眼里，体育运动是一个职业，运动员要靠这个养家糊口；而在中国，体育运动是一项事业，运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的事业。”好的运动员苗子，从小就不再让其学习文化课程，运动员的悲欢荣辱都被锁定在成绩之上。在西方国家被认为违法的体罚措施，在中国的教导机构中被频频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培养运动员，关心的只是他（她）们的成绩，而关心他（她）们退役之后可能的出路。正是因为如此，从采访中可以看得出，杂技团的领导和老师对小静受伤非常冷漠，即使她面临瘫痪的可能团里依然命令她继续演出，并认为八级伤残不算什么。

在每个体育项目中，国家出台过一些有关针对运动员的保障政策，比如给予一次性的遣散费、协助安排工作等。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不足以保证退役或被辞退运动员的生活，甚至不能保证他（她）们有尊严地生活。在无法改变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之前，在仍然需要运动员为国争光的今天，职能部门应该着手构建相对完善的运动员保障制度，不能依赖媒体曝光之后的社会救助。这不仅关系到运动员的切身利益与终生幸福，也是优化社会心理的基本步骤。否则，以上这种无情的现实会击溃人们的心理防线，会加剧整个社会的功利化程度，会让和谐之路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