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无须再去强化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状况。这种多元性在如今的任何一种展示性行为中都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强烈需求。国家、宗教、种族、民族、性别、性向、政治立场、阶级、代际、地域等等划分概念之下都有着一种多元性的诉求，知道那个被认定为“私”的“自我”也依然被多元性穿透，构成所谓“人格分裂”和“欲望客体的滑动能指链”。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看到被独立影像所关照的多元的影像，它们最终指向下一个集合——在一个最终的未来时刻被认为是那一时期的“中国”之影。或者与“中国”相关之影最终可否因“中国”之名而定论？这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在多元状况之前的一种高度定向的焦虑。

“中国”依然成为多元性阐释的场域，其自身之名亦难逃此宿命。“中国”作为一个概念，它的意涵将加速融化、分解、漂移、整合、拆解、重构，一个概念之新意必然埋葬一些旧意。一个概念诞生在概念之死的时刻，一个概念创生于其意义将明未明，一旦坚固的自明到来，概念之死如期而至。2010这个数字成为一个未明的时刻，这是所有以“影像”作为自己某一程度和层面定义者的讨论“下一十年中国影像和中国影响”的最大可能性。一种偷懒、顺从一个整数的暗示之后，趁机发问。

影像记录所包含的一切心理暗示，对一种感伤的心态而言都是“死亡的时刻”，影像永远是“死”的痕迹，影像记录活动影像而铭记死亡时刻，“记”则成为过去时刻。每一次影像的记录冲动，耽溺成为最初的可能性，耽溺纪录本身的纪录意涵，一个时刻被纪录了，它可能成为“现实”、“历史”、甚至“未来”。所有这种耽溺对于纪录者而言，也许视野从此被局限、囚禁或者谋杀。纪录开始的第一瞬间，也同时意味着它没有记录的缺席者的出场。“出场”这个词汇很有意思，在纪录的载体中它成为“在此场之外”，而在纪录的载体之外它成为“在场外出现”。下一个十年的所有的中国影像和中国影像现在出场了，因为它还没有被纪录、构成和生产。在未成事实之前的既成事实是记录者以何种方式迎接它的出现。此处一个既成事实是记录者本身，所以首先要让记录者本身开始成为一个不断展开构成的过程，永远在此构型之始。发问的能力是之始之时的关键！因此，本次影展首先要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集中的场域，一个自身成为问题的场域，而后再发问！

摄影术的诞生仿佛是从提供结论开始的，奔跑的马究竟是不是四只马蹄都有同时腾空的时刻？一张照片回答了这个问题。影像纪录能够回答的问题其实至今也不过停留在这个层面。“一个真相”的诞生，然后是传播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无穷无尽的解释、讨论、对抗。影像纪录提供了真相反复越来越多，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有真相无真相。未来的十年影像纪录使命是什么？有真相的和谐，还是无真相的制衡？

中国在下一个十年，有几亿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城市底层人口、次级城市居民），有几亿的城市中产阶级，还有几个亿的乡村人口。如此之众！影像生产、影像传播和影像消费面对一个社会结构矛盾性日趋突出的时代，在这里最初所言的“多元性”将开始享受这种庞大的“人口红利”，将各自以代言者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委身之地。在1990年代后期，一群年轻人，开始独立纪录片之梦、艺术电影之梦、实验电影之梦、当代录像艺术之梦，在那个时间点看似有一个交互的时刻，然后各自走向各自的前程。在这个时间点，一次依然以梦为马的云集开始了，最终依然是各自散去，各赴前程。在此时刻，所有以独立影像为名云集的人们做一次发问的快闪事件，或许有人把问题挂记在身上，有一个inception这个建构起点，哪怕是一种调侃和自嘲呢？

写这些文字的时间是2010-10-1，一个标准的具有超强形式感的时刻适合构成话题，此次影展如果构成充满发问的话题时间，这就是很幸福的时间。问题大了福气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