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在知春路和西土城路的十字路口的黄亭子酒吧中，我和几个热爱电影的朋友，在看完一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后进行对话。我想我大概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不能在语言的表面去模仿塔可夫斯基。他的语言是他的真理，因为他是那样的人，绝对有着强烈的天命的感觉，绝对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以看穿世界，将自己所见看成启示，将自己的牺牲看成献祭。在当下的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如今，这座酒吧早已经成为恢复为公园景观的土城的一部分了，我也愈发感觉塔可夫斯基的语言的内在世界更加遥远了，他一如《潜行者》中的人物，坐在荒芜但是充溢着生机的绿叶的扳道车上，沿着锈轨无声无息地远逝。

如今，在读塔可夫斯基的《时光中的时光》，在1979年2月10日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呼喊，“救我，主，宽恕我！  一个图像，就是真理的印象，是上帝允许我们用盲目的双眼匆匆一瞥。  我觉得《潜行者》真的会是我最好的电影，……这绝非我看高自己的电影。我不喜欢它们——里面太多琐碎、短浅与虚假。（《潜行者》相对较少。）只因为其他人的电影太差。是我骄傲？也许。但事实如此。”

我曾经是塔可夫斯基的绝对的信徒，我把这种崇敬看成对电影本身的崇敬，因为我相信他所言电影的创造乃是让我们拥有了记录时间的工具，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正如我依然相信安东尼奥尼所言电影乃呈现物质世界的外观一样。他那本思想日记《雕刻时光》曾经就是学电影的圣经，而现在读这本《时光中的时光》却变得轻松、随意和有一搭没一搭的松懈，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本身不关涉更多的电影本体思考，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挣扎，却不愿意同此沉浮了。他是悬浮在半空的热气球，升不了天，亦不愿意着地。忧郁、决绝，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一帮人凑钱葬于好像和他不相干的巴黎。

从《雕刻时光》的“时光”开始，再到《时光中的时光》的“时光”，我一路不满意“时光”这个字眼，我想叫它们“在时间中雕塑”和“时间中的时间”，因为“时光”的文学味消解了塔可夫斯基对“时间”的如此本质的需求。正是如此，他所有作品中我最不满意的便是《怀乡》，最不满意《怀乡》的是那个人持着点燃的蜡烛要渡过干涸的泳池。我觉得这真正如塔可夫斯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太多琐碎、短浅与虚假”，或者换个词就是“强行感动了自己”。

塔可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一路遮蔽了一个“自我”，又塑造了一个“自我”，所以这种挣扎变得纯净的精神性的时候，他的作品真得让你叹为观止，比如，《卢布列夫》、《潜行者》和《牺牲》至少对于我而言就是这样。但是，他的挣扎带出的思考的焦虑，也可以变为《镜子》一样的炫技，我不是说表面的技巧，而是说关于时间的处理，也可以变得象《怀乡》一样的情感泛滥。现在有这本《时光中的时光》，我们多了一条窥见他的挣扎的路径，他却变得更加真实起来。

他一辈子真的经济状况太糟糕，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人员曾经想他要电话号码，而得知他穷得更不安装不起电话而震惊。在这本日记中，他也不断地劝告自己要“务实”。在1970年9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到，“我怀疑自己能否赚够钱来清债，并买些最必需的用品——一张沙发、几件家具、一台打字机、还有自己要的书？然后，乡下的房子要修——这需要更多钱。”在1973年1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到，“现在很值得考虑从中亚的电影厂那里赚点钱，要是我想把债还清——一共八千卢布。我现在甚至后悔，不肯为改编自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短片做艺术指导。那毕竟是一份固定月收入。下次我不会这么傻。”

他关注外界关于他的议论，对同行也毫不留情的评论，几乎是目中无人。在1972年2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他的弟子巴格雷给他电话，告诉他法国“《人道报》有篇路易·阿拉贡生日庆典的报道，他说他最喜欢两部电影（他愿意看的）。一部是戈达尔的（《狂人彼埃洛》），另一部是《卢布列夫》。我一定要找到这份报纸。”

他这个人的琐碎、敏感、带着神经质的紧张，在1978年7月16日他写到“——睡前吃的东西比白天容易消化。——幼苗夜里生长。——小孩和小动物亦如此。——百分之四十一的男子与百分之三十七的女子说梦话。”我非常感激这本书的原来编辑居然选中了这样一节进行保留，我觉得这才是慧眼识珠的典型例子。在这种看似无聊、甚至滑稽的文字中，我终于相信塔可夫斯基确实存在于我们共同的世界。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问问冈察洛夫斯基，他现在是不是还抱怨塔可夫斯基？这对大学同学，因为一起拍摄《伊万的童年》，一同去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塔可夫斯基借了冈察洛夫斯基的漂亮领带，但是再也没有归还，而且在电影节上也绝口不提合作者。但是，我真喜欢冈查洛夫斯基的回忆录的名字——最卑贱的深情。我们芸芸众生在时间中过往一遭，仿佛总有深情，即使卑微、甚至龌龊。我想起了《镜子》，对我而言，深情象一只雪后小鸟，落在了一个青涩少年的身上。

200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