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对于华语电影的地位，将随着我们自己陷入现代化的困境之后会显得越加重要。这种重要性是他的切入议题的尖利、敏锐、充满力量。
    他几乎是华语导演中唯一可以将最严谨的剧作能力和最敏锐的话题讨论进行完美结合的人。这个思路走到《一一》的时候，我完全被彻底征服，这部电影几乎告诫我们也许无法能够绕开这部作品，去讨论华人在现代化和都市化下境遇。

    他的自我反省的思考，从早期电影的镜语层面的冷静走到最后三部作品的完全靠最直接的表述方式来呈现，也就是把电影的“语言”追求降低，据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受法国导演皮亚拉的影响，而在电影中更为直接的讨论“当下”。这种变化几乎是“突变”的，也就是让他的作品从安静的印象中突然变得聒噪起来，带有“话语”的狂暴状况。这在《独立时代》、《麻将》到《一一》完成了一个趋于成熟的探索，到了《一一》几乎是完美的了。但是，最令人扼腕的事情是这部作品成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杨德昌的离去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思的力量的离去，而不是一种感伤的情调的淡出，不是说杨德昌的作品没有感伤，而是感伤对于他而言相对如此不重要。这或许是他很推崇墨家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说这里面有一种中国文化难得一见的“自反”的能力。

    侯孝贤进入都市的无能为力，正好映衬出杨德昌的关键作用。我们几乎不能在这个向度上讨论中国大陆的电影，正好映衬出杨德昌的关键作用。因为，杨德昌是一个随着时间流逝而越发给我们不可承受之重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