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读书的人，比如“秀才”或者“书生”这类词汇大概和“穷”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我们说“富秀才”和“你这个钱多得没处花的读书的？”肯定感到非常别扭，或者是那种未必成功的恶搞和无厘头文学。所以，读书的人，或者准备把自己变成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的人的前史大概多都是穷人，或者这个家族的前史是穷人。通过科举，去做了官，据说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最后几个朝代，大抵就算是当官也要靠做贪官才能致富。所以，科举制度是当时中国社会中阶层和阶级流动、变化的很重要的桥梁。

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读书人就是科举人，有科举预科的、科举过来人和科举煎熬中人，也包括一小撮科举人的叛逆者，这是很小规模的逆反者，如同现在的韩寒之类。科举就是“士”的选拔和养成机构，“士”则构成了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武官未必是傻卖力的，很多人字写得不错，所以也是文化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这般有了文化，有了知识的人都是一个“雇佣团体”或者“待雇佣团体”和“被解雇团体”。那个唯一的大主顾就是“皇帝”。从孔子开始，他就是希望自己的老板要好一些，而且希望以后的各任老板都是“周公”一样的人，这样那套“君臣父子”的伦理架构才万古常青。整个“士大夫”的集体无意识中本来还有一种和“皇帝”的对抗性的，皇帝也提防着的，所以中国文官体现就是不断分权的、制衡的历史。这个传统到了明朝就干脆取消了“宰相”，而且这个传统内部的对抗性也造成皇帝们其实不断地相信太监或者外戚的集团，我印象中到了明朝太监就是不能识字的人才行。所以有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朋友认为，明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有点突破这个架构，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明的灭亡几乎都算到他们的头上，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更伏贴在一个“天下一统的皇帝”的核心下面。

我想到上面这些事情是因为读陈明远先生的新书《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陈先生用两本书“论及百年来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1898年戊戌维新是一个起点，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条分界线。”陈先生关于前半世纪的论著是《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对于后半世纪，就是这本新书。在这本《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中，堆积了大量的数据，薪资、壁纸、购买力、工资制度、票证制度、稿酬制度等等，这些数据构成了一部可以考察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待遇史”，当然这部书还包括了在反右、文革等历史时期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片断，这些又像是文史资料的点滴汇编。陈明远先生自己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因为缺乏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业学历”，其实更精确地说法因为是没有这些知识准备和知识结构的支撑，所以这些点滴资讯的汇编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由于这种原因，对于这本书，我们无须要求在里面看出布迪厄式的分析或者福柯式的沉思，虽然由于这种原因也让这本书没有内部的思想张力，缺乏阅读时不断面对的紧张感和快感。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联想在于处理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史，需要还原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这样才能避免将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史变成了“待遇变迁”的表层的社会现象的罗列，或者说将这些社会现象和相关制度与数据的整理和罗列得更为清晰，从中间能拉出一个社会结构的遗传密码和观念史出来。当然陈先生的谦虚态度使得我还是要敬佩他的工作，“20多年来，我再三表示希望有别的专家们来开拓这项交叉性的学科领域，但迄今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和《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的相继出版，算是给触及了这个问题，算是一个“破题”的工作。

读这本书中，因为不期待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思考，或者不期待从中间获得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考古学”的震撼。比如，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范围作者规定在“社会上所谓的知识阶层”，但是大量的制度文件和数据的采集有不得不对应在政府的相关文件的规定范围内，那么“社会”和“政府”的认识是不是如此合拍？我觉得其实着后面也许藏着更为有趣的事情。这种将讨论的范围回收到既定政策的规定下，肯定消解了一个更为超越的突破性思考的可能。

在这本《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的某些的细枝末节上，我发现了有趣的思想沉淀。在这本书很多笔墨在说明知识分子很长时间内是处于一种“待遇低下”的状况的，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其实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想象的整体，或者说在对立的双方中也许又同时共享了一套逻辑。这一点更为明显的是，农民这个全体在本书中藏匿得很边际，这本书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产业工人的数据的，如果我们不把知识分子放置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对于知识分子的把握是不客观的。这里我看到两小段文字，一段是说农民需要到上海知青那里用高昂价格换取粮票，“因为农民们翻山越岭去赶场。若在墟场上吃一顿午饭要粮票”；另一段是1963－1965年间，国家商业部拨出一部分布票来奖励售粮农民，“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民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穿衣问题”。因为，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先要在一个“城乡二元的结构”和将知识分子拉出农民整体的传统思路中讨论，同时，又有信息告诉我们农民也未必是一个整体，如同知识分子一样，所以在书中提及有些农民可以购买“高价商品”的。整个社会的切割的不够清晰之处，整合是这个社会结构力量可能被考察得更为清楚的突破口。

陈明远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提及“20世纪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状况”的课题，经历了20多年而。这20多年在国内大学或研究所都无法“立项”，所以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进行“业余爱好”式的操作。我很感喟于这种“业余爱好”，但是总是觉得不能简单仅仅给“知识分子”算算经济帐，否则大家成了简简单单的“知道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