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吴晗的代表作。本书讲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一名贫穷放牛娃，经过自身努力奋斗，最终创立明朝，成为明太祖的传奇一生。

吴晗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明朝历史读物的最佳选择，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毛泽东主席亲自披阅，终成不朽名著。

《朱元璋传》是20世纪五大传记（《苏东坡传》、《李鸿章传》、《王安石传》、《张居正大传》）之首，对朱元璋这个创立大明霸业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阴冷、狡猾、老谋深算的性格的刻画无人能及。看了本书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样由一个乞丐成为皇帝的。朱元璋的聪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让你既惊叹又惋惜，对他反腐的坚决及勤政爱民的一生充满敬意，但对他的极权、残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人。

1948年写定《朱元璋传》，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夜兴叹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吴晗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泽东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吴晗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吴晗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吴晗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作为这场革命的领袖，关注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政治家和学者立足点往往是不同的，政治家注重的是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学者注意的是史料的准确和科学的分析。所以，作为史学家吴晗，更多地是忠于史实，按照史料分析，来评价朱元璋。《朱元璋传》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他从家乡闹灾，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无路，当了和尚，过着极端贫困、低下的苦难生活，终于被逼上梁山，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时势造英雄，朱元璋能够成为元末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代表，正是他亲身体察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驾驭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从一个农民军中的普通士兵比较顺利地升到大元帅。吴晗生动而简要地描写了朱元璋的成长过程，特别是朱元璋的机智、勇敢，以及过人的谋略、深厚的群众基础，说明朱元璋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朱元璋传》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残酷统治，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然，对朱元璋的评价，重点应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由于朱元璋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对于元末封建政权的腐败，以及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而反对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权之后，主要精力便是放在巩固政权和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上。对于这些问题《朱元璋传》都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教、大明教和弥勒教。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却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

其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是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皇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无限加强。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朱元璋搞封建集权，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诛杀胡惟庸对朱元璋搞封建集权有重要意义，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至于胡惟庸是否罪必当诛，这并不重要。所以《朱元璋传》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谓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长谋反等罪名全查无实据。”

为了搞封建集权，朱元璋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诛杀胡惟庸之后，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蓝玉，两案被牵涉其中的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杀光了。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许多政绩为史家所称许，但诛杀功臣一事却为历史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页。特务统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权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至于文字狱，《朱元璋传》见解也有独到之处。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朱元璋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这样分析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手段是比较客观的，对朱元璋采取过多的指责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晗（1909～1969）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因此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传》，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