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已是正月二十三，年节将尽了。
年过到了今天，就算是完完整整地经历了过年的五味——酸、辣、苦、咸、甜，也即“向往→欢娱→厌烦→麻木→留恋”。过了一年，长了一岁，生活复归于原来的节律。回首的心情一时酸酸、一时甜甜，不知其何味。回想小时候，虽然时事震荡，衣食短缺，但是世风清淳，人情味儿足，年倒是过得俭朴自然，充满情趣。
家乡有句俗言：有钱没钱，杀口大猪过年。农家清汤刮面，长年不见荤腥，就把养一口过年猪看得最为重要。因此，杀猪就成了过年的第一仪式，也是年节的一大盛事。孩子们一过腊月八就天天盼望杀猪，对侍弄猪的脏活也变得格外勤快而乐意，听见谁家的猪杀了就十分艳羡。于是村里就有了一个潜规则，谁家杀猪都要把家门、邻里一齐唤去吃肉，解个眼前馋。知是肉量好的，就要奉上猪脖子上部最肥厚的部分，不切、不炒、不卤、不酱，就是白生生、肥埻埻、热腾腾的四方水煮肉块，拈上精盐再用筷子一插，大有水泊梁山里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天下草民一家亲”之感。记得初见本村一能吃者这样用筷子举着肉块吃，口角的油流下来又吸上去，吓跑了近旁几个小青年，心里特别受震撼，明白了“馋”字的威力和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活的艰辛。在村里跟了父亲做食客，也获得了一项重要经验，新杀的而且是在别人家吃的第一次肉，常常是一年里吃肉最香的一次。
那时，对农家而言，一口猪就是半壁江山。一年的庄稼勉强糊口，年末岁首再杀一口猪就有了大半年炼锅底子的材料。因而农家的过年猪是越肥大越好的。庄户人家重于吃油，轻于食肉，不像现在的城里人买肉专挑瘦，不拣肥。每杀倒一口猪，卸下脖子来，人们就要伸开五指上去等量，看看有几指厚的膘系。当然是谁家的柴草宽、面食大，谁家的猪就养得肥大，反之亦然。那猪就是各家儿发表的关于日月过活的“白皮书”。从十冬腊月到正二三月，年猪的大小肥瘦一直都是庄户人家来往走动谈论的主要话题，可以称得上是农家一种关于猪的年文化。记得我家的过年猪在村里一直是中不离儿，三四个小伙子就可以结果其性命，不必如邻家那般非动用几个格外强壮的劳力不可。家里杀了猪，母亲就要跪在炕头切几天的板油和肥肉，嫂子就立在锅台边吱吱拉拉地烧炼，猪油的腥味在院子里游荡，把年节的气息烘托得愈加浓郁。
当然，在孩子们心里，吃肉解馋、日月过活倒在其次，顶要紧的是杀了猪就有了他们过年玩乐的一切。一是摘了猪尿泡吹气当球踢；二是拿了猪鬃、猪毛换火柴做火枪。穿着连了好几冬的破袄烂衫，在场院里最是着冷显眼的地方，兴高采烈地燃放自制的土玩意儿，母亲在窑洞里喊一声“冻死了——快来暖一刻再去”，就跑回土炕上趴一会儿。一时不冷了，就又蹓出去玩，仍是兴高采烈，百玩不厌。
现在给孩子说起这些，孩子觉得老土、好笑、不可思议，有时候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丰足的时代里，过着乏味的年节！年味之变，不免令人为之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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