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洗尘的相识，是1983年的十一期间，算来已经25个年头了。那时我还在吉林大学读书，他从哈尔滨来，专程拜访徐敬业、吕贵品和王小妮等人。吕贵品留校任教，和我同住一个学生宿舍楼，他们见面时便喊我过去。潘洗尘风风火火的神情，舍我其谁的态度，以及指点江山的宏论，并没有让我产生特别的好感，以至于谈话中间没有积极应和，甚至还提出与他向左的观点。那时大家都年轻气盛，按理来说，初次见面应该留有余地，可不谙世事的我有意流露出不屑的语气，难怪他在返哈前对其他人愤愤地说：苏历铭算什么东西！

当年的诗歌氛围是美好的，即便性格上或观念上存有差异，并不影响大家在诗歌的旗帜下交往。他回去不久即来信，大谈大学生诗歌流派的意义，同时为即将创刊的《大学生诗坛》张罗各路稿件。应该说，潘洗尘高举校园诗歌的大旗，为大学生诗歌殚精竭虑地四处奔走，在当年实属不易。学院诗歌继朦胧诗之后正成为中国诗坛新的亮点，当时《飞天》杂志以“大学生诗苑”栏目汇聚各路精英，成为学院诗人最看重的发表平台。大家把在这个栏目中发表诗作，看作是进入中国诗坛的某种标志。我至今也没有问过潘洗尘，当初他只是一个在校中文系学生，凭什么忽悠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公开出版和发行《大学生诗坛》杂志呢？毫无疑问，他有着非凡的鼓动和造势能力，或许也是顺应时代的变化，使他有机会第一个搭建了学院诗歌的阵地，堂堂正正地竖起大学生诗歌的旗帜。

潘洗尘是个诗歌活动家。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在未满20岁的时候，便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中国诗歌事业之中。我想，他应该与八十年代学院写诗的人均有联系，否则不会谈起当年的人与事都能如数家珍，甚至还能背诵当年的诗句。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诗歌氛围里，他乘坐火车，一路上朗诵激昂的诗篇，赢得众多诗歌爱好者热烈的掌声。那时信件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在相识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时空骤变，但我们始终没有中断联系。王小妮说，四十岁以后不认识的人就可以不认识了，而我与潘洗尘相识时，他和我都是二十岁。我们是因为诗歌相识，却超越诗歌，进而成为一生的兄弟。情谊远大于诗歌，即使彻底消声于诗坛，我想彼此仍会相互惦念。那时经常收到他的信件，从潦草的字迹中就能感受到他的繁忙，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诗歌，尽管有时矢口否认，甚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知道他对第三代诗人的提法一直存有异议，认为就是因为1986年诗歌大展使得诗界乱象丛生，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诗歌情结在他的内心成为死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学院诗歌的降温，他渐渐地远离诗坛，生性不安分的他选择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作为自己新的展示领域。这期间，他辞去体面的公职，把自己放进莫测的商海之中，起起伏伏，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打造着安身立命的事业——天问广告。现在，潘洗尘以还乡团的姿态，重新回到诗歌，被人称为“回归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我觉得他远离诗坛并未远离诗歌，从他整理出来的旧作中，他的诗歌创作一直没有停歇。所谓回归，不过是从个体状态重回公众的面前，这是他的诗歌情结作祟，他不会沉默到底的，这个把诗歌融入自己血脉的缪斯之子不会弃诗而去。

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一直被誉为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经典，可我始终不明白它成为经典的理由。这首诗，充其量只是当时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典型例证，但被各种报刊相继转载之后，被各种诗集选本收录之后，被中学生课本选入之后，它竟成了潘洗尘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为经典。我不能说它是潘洗尘早期作品中最差的一首诗，它只是诗人初出茅庐的练笔之作，如果把它夸奖成潘洗尘的代表作，无疑会淹没他诗歌创作的所有努力。近年来，潘洗尘创作了一批关注生命状态的作品，这些作品融入生命的体验和反省，具有深入骨血的力量，每一首都在《六月，我们看海去》之上。可我无法替换经典，只能在经典之外努力看清潘洗尘诗歌的全部，触摸他心底的思想。当年潘洗尘步入诗坛之后，一直担当着青春偶像派诗人的重任，反而忽略了自身和周遭的体验，当置身于波澜万丈的生活里，他的诗歌价值取向才真正靠近现代主义诗歌。必须指出的是，潘洗尘的诗歌是缺乏技巧的，但不缺乏思索和真情，一些诗作中也不缺乏传世的诗句。

对于潘洗尘，无论他获得多少赞誉，我始终都是保持批判的态度，或许是报当年长春他诋毁我之仇吧。在收到《一生不可自决》诗集的最初版本，我认真地数了他诗集中的个人靓照，竟有30多幅之多，不由得怀疑他具有自恋倾向。我便拨通他的电话，建议他出一本个人写真集，嘲讽的口气并没有引起他不快，反而听到他舒心的大笑。他知道我的潜台词是说他过于得瑟，但这个浸染小布尔乔亚色彩的大地之子丝毫没有羞涩的感觉，之后拍出更多类似于附庸风雅的照片。后来我想，人是应该无拘无束地自由生活，理会太多的观点反而让自己变得面目不清，诗集本来就是个性的展示，现在他即使在其中印上自己的裸照，我都不再惊诧。

潘洗尘喜欢把公寓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部打亮，夜如白昼，让我觉得有些浪费之外，是一种全新的感受。窗外越下越大的冷雨，因为这些光亮，房间里似乎阳光灿烂。山珍海味之后的居家料理，最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潘洗尘的厨艺不错，菜肴色香味俱全，他坚持陪他再吃一些，我欣然动筷。只是他的口味偏重，清炖排骨有些偏咸，这或许是他自幼保持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色。其实剥掉他华丽光鲜的外衣，他本来就是黑土地的儿子，即便房间里摆放各色时尚的装饰，循着他天真的憨笑，还能感受着心底永远不变的灵魂。对他一身名牌的白色装束，最初看不习惯，现在他要是换成别的服饰，又会觉得此他非他。对现实他有时相当恐惧，就像一个渴望玩耍却又自闭的稚童。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都不出门，除了网络沟通外界之外，他沉浸于各类影碟，不管片子有多烂，都会津津有味地看完。按照他的解释，这些片子的主题毕竟是向善的，而现实中“恶”太多了，所以他更愿意通过这些烂的片子而不是更烂的现实本身去接近或逃避时代。孤独是诗人的天性，他并不例外。在他新近写成的文字中，对中国诗歌充满了忧患：“中国新诗的经典部分是那方寸菲薄的绸缎，现在已经难以覆盖我们眼下的荒原和祖国大地。中国新诗业已进化为（或是蜕变为）狼群，现在和将来都在吞噬只剩下几个人的中国经典诗心。” 读到这些文字，再联想到他多年来一直强化的心愿，即“剩一双眼睛凝视黑夜/留一颗心抚摸诗歌”，我突然觉得应该称潘洗尘为中国诗歌病人似乎能概括他现在的状态。

功利主义是当下盛行的事实，虽然在诗界只是一个虚幻的道具。近年来，潘洗尘高调“回归”，连续制造出各种诗歌事件，在获得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必然会惹来另一些人的非难。写诗或者支持诗歌活动，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只是释放骨子里的诗歌情结，可以理解为一个理想主义诗人的本色行为。有人指责他花钱买名声，这听起来更为可笑，他需要那种虚无的名声吗？中国诗人现在缺少应有的情怀，除了宽容自己，或者说宽容自己的小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正面、客观和准确地认可他人的作品和活动。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自由的个人写作，不会选择潘洗尘的行事风格，他主动地承担诗歌的责任，并把它视为庄严的事业。至于他的天问公约，我理解为那是一群人的即兴而为，赞同也好，异议也好，不值得热泪盈眶或者大动干戈。潘洗尘始终一贯地为中国诗歌操心，其主观能动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老友，我不会劝阻他的任何冲动，尽可能做好他的一个帮凶，或者直言不讳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