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评论家杨荣宏和我进行过一次关于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对话。我们一人捧一杯绿茶，聊了差不多一个下午。刚才，他将那天的访谈的内容发了过来，我发现他是将访谈作了原汁原味的记录。为了不埋没朋友的劳动，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也为了激励我自己，我立即把它贴出来。

 

 

 

陈霁访谈录

                                                                           杨荣宏

    人民文学的主编、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谈到他的散文集《城外就是故乡》时说：他的行文看似平淡，却是情怀缱绻。整本书，“我”都在孤独地游走，像一个文化的游侠剑客。“我” 从自己的故乡走向不同人物的故乡，从今天走向历史，从物象走向灵魂，这便印证了一句：思想者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散文选刊》的主编、著名作家王剑冰说：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也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产，像他所在的绵阳，我就想到长虹电器。那么另一个特产就是出了一个作家陈霁。陈霁不仅在当地有名，在四川省也该是占据着主流散文家的位置。陈霁的散文厚重大气，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金量和精神刻度。实际上他已经走出了那个诺大的盆地……

    近十年来，在官场行走的陈霁一直和文学或者散文胶着在一起，散文或者文学已然成为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正在写作什么、刚刚发表了什么，准备写什么就成为他的主要话题。

    笔者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曾经多次评论过陈霁的散文，但主要限于对作品的阅读和鉴赏，真正坐下来深入地谈论他的创作，尤其听他直接谈论的时候并不太多。

    200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访谈在安昌江边他家的阳台上展开。

   

    杨荣宏：多次约您都因为不凑巧而作罢，今天，我们终于坐在一起了。

    陈霁：对不起，这就是业余写作的难处啊。所以，我今天推掉了所有的事情，特地等你来。

    杨：你去年又是一个高产年？

    陈：不算高产，但没有过分偷懒。一年里，《人民文学》、《美文》、《读者原创版》、《雨花》、《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文学刊物，一共发表了十来篇吧。另外，有三篇东西分别进了三个散文年选，《孤舟》进了中国散文学会和《散文选刊》两个排行榜。我自己认为，说得过去了。到网上去转转，转发我稿子的地方也不少。

    杨：最近主要写些什么？

    陈：一个中篇小说，差不多完成了，三万多字，主要是为了方便发表，力争上一家大刊。

    杨：您的散文，给我印象最深的，其中就有那些与故乡有关的篇什。

    陈：故乡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迁徙，远离，在每一个栖息地，时间稍久了，都会让我们找到故乡的感觉，于是就有了第二第三故乡的说法。故乡的气息无时不在，潜伏在我们内心，对我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说到故乡系列，我突然也很有感触。回过头来看，我写故乡的还真不算少。我的散文，《故乡漂流在小河之上》、《小城正在失去记忆》、《再见万县》、《大江之津》、《与一个城市同行》等，涉及射洪，万县，江津，绵阳，我生活过的所有的地方。我把它们都算作是我的故乡。

    杨：为什么你对“故乡”的抒写如此投入？

    陈：大约，所谓写作就是记忆，就是经验，就是对过去沙里淘金。童年也好，青年也好，酸涩也好，甜美也好，总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我曾经说过，记忆，是我唯一不怕盗贼的财产。生活过的地方总是让人难忘。记忆中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对人的性格形成，对人的人格形成至关重要，就像建筑的材料，每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杨：写散文，不能“感性稀薄”。我读到史铁生的《想念地坛》时就想，那么多细节，栩栩如生，是怎么样记住的？同样在生活，在经历，为什么有的人记忆和展现记忆的能力那样强，有的人却不怎么样呢？这种能力似乎显示一个作家天赋的高低。作家和常人的区别在哪里？

    陈霁：人家讲一句话，一个童年的故事，一句诗，等等，常常能够将那些模糊的东西浮现出来，这些，就是很文学的东西。

    杨：散文的内容不像小说，小说虚构就是了，散文往往是作家的本色。更直接地呈现作家的视野、修养和趣味，你的散文，尤其故乡系列，是否就是这样呢？

    陈：故乡，是一个大的概念，沿着射洪、万县、江津、绵阳这样一个路线走，就是迄今为止全部的个人经历。出生的，少年时期在射洪，万县是大学时代生活的地方，江津是参加工作的第一站，绵阳，我待的时间最长。

    杨：人们常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你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是否熟悉，好像并不是一个假命题。

    陈：生活过，经历过，未必熟悉它、理解它，未必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记。

    杨：关键还要透视、理解和讲述自身经历的能力。

    陈：是的。在我故乡系列中，既有直接回忆我第一故乡的，也有表现我与故乡相互关系的。你发现没有？

    杨：这倒是。不过，也有不少的篇什与故乡有关，但并不是表达对象不是故乡，而是其他的东西。

    陈：如《父亲》、《兄弟》、《孤舟》、《渔舟上  星空下》等等。关照的已经不是我与故乡的关系，而是亲情或者其他的内容，但这些都是故乡的馈赠。我想，《渔舟上  星空下》那样的东西，一个异乡人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故乡，可能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杨：为什么会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拿起了笔，“突然”将目光投向远方，将思绪萦绕在故乡？

    陈：我想用我为一本书写的《后记》中的一段话来回答：我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作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我的“写龄”只有可怜的几个年头。

    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写起散文来。也许是当时比较郁闷，生活处于低潮，内心有些东西需要突围；也许是经历渐多，有些自觉珍贵的记忆再不收容它们就有可能失散；也许是作为中年人，越来越快的时间流逝，给我带来了紧迫感甚至是几丝恐慌，想抓住点什么；也许是对麻将之类活动不感兴趣，想找一种有别于周围的消遣方式。当然，我比较明白的是，散文的门槛低，与诗歌小说比是很大众的行当，我也许可以试一试运气。

    杨：原来是这样。

    陈：一个人啦，往往在越顺利的时候，越简单。时光在头脑里没有多少停留。因为不顺，也许时光就会在脑袋中有比较多的漩涡，影响你的事件就像浪头、漩涡、暗礁，让你放慢前行的速度，不得不停留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掂量掂量自己下一步到底如何走，问问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时，对生活的思考就会更多：我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老埋怨为什么自己长不大。人到中年了，才发现生命在一刻不停地流逝，就有了一种紧迫感，对生命对社会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会思考，我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而不是其他的时期？

    陈：中年是大调整、大动荡的阶段，也可能是大发展大跨越的阶段，体验更深，感悟更多。

    杨：在开始这一波散文写作之前，你有才子之誉，而且你现在仍然是一名领导干部。从才子到作家是一次飞跃，是源自一次顿悟吗？

    陈：经历了一些大的冲击、大的震荡，自己不得不校正自己，迫使自己找准自己的方位。

    杨：一个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他（她）会是一个行动者，而不会是是一个写作者。过去我涉猎过创造心理学，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说，“创造者拒绝完全社会化”呀什么的理论，经过检验，似乎比较接近真理。一个在人群中真正游刃有余的人一个体验者，是一个应用者、实践者而不会是一个幻想者、创造者。看来，你似乎也很吻合这条定律。

    陈：有的人，他是用行动来填补行动，行动与行动中间没有空白。有的人则不然，他要行动，也要体验。比如说，巴金，他的一生，就主要是体验，行动是不多的。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思考。

    杨：最近看到一个说法，鲁迅曾经是做官的，教育部的小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但他多年没有升迁希望，所以把重点转移到写作上来。做官，就是做行为者。村上春树，甚至在人际交往中是相当羞涩的。所以，“国家不幸诗家幸”，人生不顺文运昌，过分顺利意味着平庸。天才是需要磨炼的。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没有一些波澜，一点动荡，可能你就不会来写作了。

    陈：也可能吧……

    杨：这一段时间，我因为做访谈，所以经常会问到各位艺术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你？那么，什么是陈霁？

    陈：我不同于别的作家，有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融化在血液中的基因。这是第一次准备。第二个，我的经历。我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先后迁徙于射洪、万县、江津、绵阳。我喜欢旅游。旅游就是满足好奇心，希望感受不同于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愿望，我相对来讲走得多一点，除江西、湖南、西藏之外，几乎走遍了全国。第三，职业变动。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是我一生中第八个单位。有的岗位相互之间反差很大。我从政，是被动的，也让多数同学感到意外，去组织部工作那就更让人吃惊，到残联，到政研室都是人们无法预料的。职业和岗位的变动，为我添加了许多东西在人生履历中。比起别的人来说，我扮演了更多的角色，拥有了更多的体验。经过了就是财富。某种程度上，我不需要像其他的作家那样去体验生活，我就在生活当中，我比其他作家“体验”生活所得到的要鲜活生动得多。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文笔的人没生活，没生活的人没文笔，有生活又有文笔的人呢，可能视野又不够开阔。我长期在机关工作，自然就需要站在一个高度上看问题，也许眼前景象要开阔些。所以，我追求的文学目标不敢很大，但也不愿意太小。我想，因为这些因素，我的特色也就出来了，与别人的区别也显而易见。

    杨：一方面你的写作围绕着故乡在进行，另一方面，又不断与行走发生关系。

    陈：行走与故乡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特写与大远景的关系。故乡的一切都是耳熟能详的，仅在把握之中，但人人都不会满足于故乡的局限，总想突破，向往故乡以外的世界。行走是人的本能。

    杨：作家可能是更加好奇的一个群体。

    陈：所以，行走的冲动更强烈。甚至一定程度上说，行走是作家的一个特征。我的行走，是我走向写作之路的一个桥梁。行走，题材得来相对容易，短平快，比较大众。我写行走，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写成了第一本散文集《诗意行走》。

    杨：《诗意行走》为你赢得了声誉。

    陈：《诗意行走》代表了我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就像我挎了很大的篮子，经过果园，采摘了一些伸手可及的果子，装了满满一篮子。

    杨：现在来看《诗意行走》，你有什么新的认识？

    陈：当时，它为我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满足感、成就感……它既是我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我还是很看重。但现在来审视，同样的题材，也许可以做另外的处理，可以精加工。

    杨：《诗意行走》中，最好的文章是……

    陈：从写作过程来看，印象最深刻的是两篇《雪地上的甘州》和《飘雪的兰州之夜》。《雪地上的甘州》为什么印象深刻呢？是因为我们作为四川人，生活在四季分明气候温润物产丰饶的南方，在甘州看到的更多的是触目惊心的荒凉，漫天大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地貌和文化，加之当年西路军惨烈的往事，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我以往的记忆和当下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篇文章相对硬朗，有一点金戈铁马的味道……

    杨：《飘雪的兰州之夜》呢？

    陈：于《雪地上的甘州》相似。但这篇文章在我，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我对散文文体的把握上，具有标志性。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对散文的理解和驾驭，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对散文的理解更深入。

    杨：写作，对你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陈：写作就是取乐。写作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写作的过程以及完成一篇文章之后被他人认可，或者被人所激赏的时候，非常快乐。

    劳动，很多是不能留下痕迹的。但写作这种劳动是可以留存的，写作这种劳动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在我的书房，书柜里专门有一格是存放自己的作品的，我发表过作品那一期杂志，我的书等等。我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成果在那里。

    杨：这是一种对自己的奖励。

    陈：让自己快乐。写作就是向快乐那个中心，奔过去。人的精力有限，生命有限。八小时之外，把无形的时间变成有形的作品，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些文字记录，这是对生命的珍惜。如果我去打麻将，我可能要付出金钱和健康的代价，我是把麻将置换成了散文。

    我以为，写作是善待自己的一种表现。那时，我只响应来自内心的叙述和倾吐的欲望。我像喜欢随意又合身的衣服一样选择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一个个汉字，有时像砖头，石块，有时像金属，带着不同的光泽、声响和质感，被我搬动、码好或者连缀、串起，最后成为我所期望的形态。值得反复玩味的细节、意像和不断蹦出的奇思异想，贯穿了写作的全过程，持续地为我提供着快感。对这种快乐过程的追求，就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

    杨：一个人觉得对得起自己，也是一种满足的理由。

    陈：我不太愿意让忧郁、悲哀、阴影进入我的生活。我是连悲情片都不太愿看的，我喜欢阳光，喜欢在阳光之中生活。这也是我的一种处世之道。我历来说，我不愿意和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交朋友，那些人总以为生活亏待了我，怨天尤人、悲悲戚戚。这样的人会降低你的快乐幸福指数。

    杨：你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陈：我的作品应该说，是充满阳光的，对大众有益。

    杨：没有愤怒，没有悲情？

    陈：有时也会有愤怒。其实发泄愤怒也是一种快乐。不过，我认为，即使我的愤怒是对社会无害的，也要尽量地少。我个人的取向和主流人群的取向是没有冲突的。

    杨：我在你的《诗意行走》中发现了一些因素，用这么一个说法来概括过即：“从诗出发，通过画，抵达思想”。

    陈：画就不说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而且受到过长期的训练。这对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形成是肯定有帮助的。诗该怎么看呢？我觉得，诗意是散文的重要元素。没有诗意的散文，我不一定承认它诗好的散文。文学作品，有情节细节之美，有意境之美，也要有文字之美。美的文字就是诗意的。

一个人的审美情趣，一个人对诗意的发现与感知，还是与先天禀赋有关，也与写作时的努力有关。

    杨：最近有些什么大作？

    陈：刚写完《没有彼岸的河》，一万五千字，再次回到行走。写三大河，长江，黄河，黑龙江，一直是我的夙愿。将来我完全可能写一本关于水的书。全部是水。水域。河流。湖泊。水是很美的，我特别喜欢水。这个选题是比较好的。

    杨：今生有什么宏伟计划？

    陈：我想写两部小说，一部为自己写，代表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具有历史价值的小说，写这样的东西需要来一次彻底的解放；一部为市场而写，里面的时尚元素较多，好卖，畅销。

    杨：可以说吗？

    陈：说出去，可以。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人就是被理想所牵引，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没有理想就没有成功，没有理想就没有创造的激情和创造力。说得宽泛、说大一点，如果人人理想不灭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