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贡禹、鲍宣等大儒之后，班固毫不吝惜笔力，又为另位大儒韦贤家族做了篇洋洋洒洒传记，从其父到其孙，一个个排排站，这好似是一个礼仪传承之家。在大汉朝的后期，这更像是一个帝国落日余晖中的绚烂，虽然夺目，但透着悲伤。大汉与这个家族一样，在浓浓的礼仪中凄惨落幕，而这个终结者，却是他们所推崇备至的儒家之礼。

班彪称，自元、成二帝以来，“学者滋”，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礼文缺微，古今异质，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大批量儒者登上大汉的朝堂，“诸儒之议”不过是为大汉制定一套规范的礼仪，不过是框定大汉朝堂上的种种不合礼的景象。自从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可以堂而皇之进入皇家学堂，尤其是在经历过了昭宣盛世之后，儒学已经成为显学。从国家层面上讲，国家将济济人才收入囊中，诸儒成为朝堂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存在，在国家决策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民间讲，儒学成为登堂入室的叩门砖，成为实现抱负的南山捷径，因此好儒之风成为汉末民间的一种趋势，“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尤其是诸多出身贫寒的儒生成功出将入相之后的现身说法，活教科书的感召力是不容小觑的，家家颂习圣贤书就成了一道社会风景。

但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走向事情的另一端，且往往是以更快地速度十头牛都拉不回的趋势一败彻底。宣宗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虽然没有爷爷的功业，但一点不减爷爷的吹嘘，天天降临的祥瑞背后是多少民脂民膏的消耗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为了投其所好，地方官不得不搞更多地面子工程。因此，当宣帝驾崩，留给元帝的其实是一个虚弱的江山，空有一个大架子而已，只不过此时的天下，谁也不太平而已，各自艰难维持，没有谁跳出来充大蒜挑战大汉罢了。昭君出塞换来了大汉末叶的边疆平定，皇帝们乐的盯着国内，而大臣们也乐的消停。但这帮儒生，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人情世故，朝堂上兴衰荣辱，你方唱罢我登场，竞显风流。从宣帝一直到汉末的所谓礼仪之争，不过是儒生们将私力化名公力的一种手段。帝王的采纳，便是荣耀门楣，在朝堂上自然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权就能使鬼推磨。他们所关心的已不是朝廷，因为现在的朝堂没有边患，很太平，不需要太多担心，更多计较的自己的荣誉得失。平当与淳于长、龚胜与夏侯常，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羁绊在朝堂的争执之中。儒生做得最棒的便是将一己私欲换上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头，挂着羊头卖着狗肉，当了婊子还要立个牌坊。而也许总是祸不单行，从元帝开始，大汉的灾异就没有消停过，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要么就是地震，彗星四起，搅扰得皇帝们一个个脑袋疼，消灾避祸，他们不得不在朝臣们口嘴中所说的天人感应来规避自己。这便是为什么汉末的诸儒之议是围绕着祭祀先帝的缘故，并不是为了给大汉建立一个法则，而是为皇帝消去一份心病，而且这个病已然到了不消不行的地步。而在这场浩浩的论议中获益最大的是大儒们，他们封相拜侯，荣耀一时，红口白牙一碰便是天地真言，连帝王也不得不屈尊听从。其实帝王并不怕他们，而是怕他们口中言说的“礼”，这个礼可通天，而有了天才会有了自己的理所当然。

韦贤一家子几代儒学传家，更是拜相封侯荣耀的紧，世人更将他们作为学习的标本。但归结一句话他们不过也是这诸儒议论中的一脉而已。可能他们并没有什么破坏大汉的不忠不义的初衷和举动，但他们不知道如此纯费口舌的议论又能为大汉增添多少实力。面对着流民四起动荡不堪的社会，难道议论比做事更重要吗？与其将儒家之言变成一套礼仪，不如化为自身的一种行动，看看人家王骏、王崇，虽不曾拜将封侯，但一样为世人称道，这便是真儒的另一种诠释。

朝堂上空谈的清流太多了，坐而论道，一个个滔滔不绝，但却没人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的七件事没有哪一件是单凭说就可以搞定的。但帝王们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太多了，也习惯了儒家的这套思维，废黜一帮，再宠幸一帮，朝堂之上的议论并不曾因人换了而有所变化，大约到最后皇帝自己也不得不相信大汉果然太缺少礼制了。

这种不纯的礼已干扰了大汉的正常运作，最终一位打着儒学大旗的伪儒上场了，王莽。未篡位之前，他处处打着大儒的幌子，在这个温柔的幌子下，大汉朝集体迷醉着。而当黄袍加身之时，气愤的大汉朝也只有一个女人，愤慨地将玉玺摔掉了一角而已。那些大儒们，先知者早已拍拍屁股，退居山林，画地为牢，似乎楚河汉界就能表白自己的干净。而更多地是披上了新朝的朝服，登上了新朝的朝靴，面对着高高的皇位，撅着屁股山呼着万岁。

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个笑话，只可惜大汉朝却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