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它是伴随着加强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坐大而产生的。文景之前，民风淳朴，老百姓不屑于蝇营狗苟之事，都以之为耻，安分守法，自然酷吏便没有生存的土壤。官员们都垂裳而治，清静无为，与民两不扰。

但文景登基之后，随着地方诸侯及豪强势力逐渐威胁到了中央的存在，中央对地方掌控的意识逐渐增强，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七国之乱其实是景帝朝加强皇权的一个结果。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但在总的指导思想尚未发生变动之前，这种动荡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尚不太明显，但郅都、宁成、周阳由等一批执法严明、冷峻无情的人已经开始登场，只是这些人还是官场的一个异数。尤其是宁成、周阳由，“滑贼任威”，动辄夷族，“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而到武帝亲政，从东越到闽越、南越，再到马邑之谋，长达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四面出击，恩威慑于四方的同时，也让这个国家背负了过重的动荡。日渐干瘪的国库使得军队补给捉襟见肘，武帝不得不开辟新的谋财之道，盐铁官营、白鹿皮钱等一系列的举措无非是将私钱化为公钱，使大汉国库摆脱囊中羞涩的局面，也支撑起汉武帝这个天下枭雄的高大全形象。社会上的流民在地方豪强的怂恿或迫于无奈之下，分分成了流寇，豪强惧怕武帝的新财政政策，出于自保，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干扰着帝国的正常运转。除去这些“刁民”、豪强，显然不是简单用讲经布道的儒学模式解决，因此，张汤、杜周、王温舒、义纵等一干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形象便充斥了大汉的官员队伍。他们面对豪强势力，动辄杀戮连坐，流血数里都是寻常事。而在他们的大棒政策下，地方势力不得不蛰伏，屈从于中央，这样从表面上看，酷吏所辖区域又呈现出道不拾遗的清明景象。这种景象自然是皇帝乐见的，因此这些卓有成效的酷吏便成为其他官员学习标榜的榜样，他们的行径在备受质疑的同时也在被不停地模仿、升级。

班固在《酷吏传》最后也指出，之所以酷吏当道正是因为社会动荡的缘故，重点讲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公卿们都忙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而忽略了国家法治的建设。这种酷吏现象一直伴随至大汉朝的灭亡，如同一剂猛药，在达到表面药到病除的同时，也将矛盾蓄积起来，候时而发。

哀平之际，酷吏并非消除了，相反随着社会动荡而更加普遍起来，只是“莫足数”，罄竹难书，因而便没有了在史书留名的机会。班固称他们“虽酷，称其位矣”。也充分说明了这些酷吏在地方维稳中的确起到了正能量的作用，他们在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实现地方正常秩序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只是他们在刑罚上过于强势，以至于民怨不得伸，而这些民怨又是可利用的，终于在野心家的利用下，成就了汉末此起彼伏的动乱和起义。在这一过程中，酷吏尤其是那些滥用职权，视屠杀为功名的真酷吏们，无疑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