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汉武帝朝乃至西汉和整个中国文明史都不得不提的人物，不管后世将孔子的地位提升多高，最终让孔子有机会享有这些荣耀的却是西汉的董仲舒。孔子是个懦夫型的思想家，动不动就是微言大义，总喜欢搞含蓄隐晦的东西，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口传心授的。因此他死后，孔学也是五花八门。董仲舒则是实干家，他将拗口难懂的孔学变成了真实的“天人三策”，并实时地展开了他的营销策略，最终让孔学成为历朝的终极殿堂，中华文明的精髓。

董仲舒后世多称为董子，可见对这位先哲的尊重。董子经历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在长期的黄老思想统治下，汉初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一些弊端也在暴露。这种大背景下，儒生是没有地位的，董子当然是知趣儿的，“三年不窥园”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令后生敬畏的典故。也许正是这种不在红尘中的旁观与韬光，让董子有时间也有能力去思考帝国的顶层设计。

窦太后去世后的元光元年，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朝已经毫无阻力了，一个伟大的大手笔时代到来了。这一年，韬光养晦多年的董仲舒也终于出山对策了。董子的“天人三策”深深吸引了雄心壮志的汉武帝，也让安逸慵懒的帝国出现了振奋的灵光。

汉武帝显然大受鼓舞，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生从百无一用成了社会栋梁，汉武帝的功业除了一大批将军外，主要是这些儒生，儒生的功利性让整个社会一扫前朝无为清净之状。虽然汉武帝对于董仲舒有知遇之恩，但毕竟所谓的天人三策其实对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来说依然是一种束缚，只不过相对于黄老学说来说，束缚小了许多而已。而且武帝所需要不过是一个由头，自己可以伸开双手自由发挥。因此，汉武帝的儒学其实与董子的儒学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他并不介意自己所作所为是儒家还是黄老。

“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颂”，董仲舒也是这样，廷前三策让刘彻龙心大悦，很爽快地封董仲舒为江都王的相国。武帝对董子明显采用的是用其策而不用其人的策略，他看的出董仲舒不是甘听自己指挥的人。因此，即便是在江都国相的位子上，董仲舒的仕途似乎从未平坦过。原因很简单，董仲舒的儒学还是形而上的，而当时其他儒生如公孙弘等则是形而下的，相比董仲舒而言，则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务实性。董仲舒活在一个人的世界，而别人则活在一个由人而连接的网络里。《汉书》说他“为人廉直”，其实不过是为他的不通实务找个借口罢了。他完全在思想层面上将关系捋顺了，但在行动中，儒家的框框架架依然羁绊着他。因此，董子“恐久获罪”，“去位家居”，以修学著书为事。他所擅长的不过是像儒家祖师爷孔子那样，面对学生讲经布道而已。朝堂上的事不是其所擅长的。

董子归家之后，汉武帝依然逢大事遣使臣去董子老家咨询，可见汉武帝对董子的敬重。但帝王的垂怜会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好在董仲舒的归隐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的采菊东篱了。

也许，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显名立万，毕竟他是一位经历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的漫长儒学低靡的时期，武帝初期儒学刚抬头还遭到过当头棒喝，这恐怕是他久久不肯出来对策的缘故吧。但终于有一天，他从深山老林走到了堂皇的宫殿，天人三策说得满堂喝彩，群臣振奋。他可能想过自己以后要锦衣玉食了，但任何一种思想在落地生根的一刹那，都会开出五颜六色的花。这不仅仅取决于思想的号令者，也取决于思想的执行者，思想犹如一块砧板上的肥肉，他们随意切割着有利于自己的幸福，从而让思想一点点失去原色。作为一个思想的原创者，董仲舒当然看不下去，但一旦执行了，又非他所能左右了。最终他还是善良的选择了归隐田园，那里才有他最初的给养和令他兴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