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1426～1498），字世昌，直隶大名府浚县（现河南省浚县）人，为有明一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一生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经世致用、上下求索的儒家本色，抵御蒙古侵扰的赫赫战功，嬉笑怒骂浑然天成的卓荦文采，在有明一代，可谓“妙绝人才，难有难逢”[①] 。

　　王越生于明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初五日，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初一日。祖籍山西清源县，后迁至今浚县钜桥镇冈坡村。其冈当地乡人多称之曰“火龙冈”，甚似《水浒传》中武松打虎之景阳冈。明代浚县白寺乡亦有一著名的水泊，即长丰泊，就在王越家乡冈坡村东十数里，或亦似山东梁山之八百里水泊。正德《大名府志》“长丰泊”条谓：“县西二十里，《地理志》天下水名泊者二，一曰梁山泊，二曰长丰泊，今为牧地，然常为水占。”故王越幼时之家乡环境，很有些水泊梁山的味道。

　　王越深受家庭影响，博涉书史，于“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②] 。王越之中举在“土木之变”后的景泰元年，二年登进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第二年曾巡按四川，这期间，王越还曾到陕西巡视。景泰四年，王越父丧，回原籍守制。三年服满，起复为山东道监察御史。

　　英宗复辟，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遴选，超擢王越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自此，王越逐渐成为西北战场著名统帅，“三任参赞，两膺总督。”其间取得红盐池大捷、柏油川大捷等诸多对蒙古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率部长途奔袭蒙古部落后方基地威宁海，以大捷闻。王越被封威宁伯，给铁券。其诰券内有：“或抚临云内，或总镇关西。在边来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③] 在当时，评价不可谓不高。

　　王越除以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人所称外，其诗文在明时即有很高的评价。大学士李东阳称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崔铣谓：“为诗跌宕快乐，爽能道人意中事，闻者解颐。”吴洪为《王太傅集》作序称其：“公生当其会，具豪杰之才，而文不经思虑，动数千百言，纵横张驰，不失其正。诗尤明易通畅，不事艰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气势雄伟，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光焰万丈，可以追逐李杜诸人，其余莫能及也。”[④]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署名均应是化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1522）本，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三国演义》存世完整版本。其卷前所载庸愚子《序》及修髯子的《引》，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多年来，因有关庸愚子和修髯子材料极为稀少，其生平概莫能详。学界多认为庸愚子（蒋大器）于成化末到弘治初曾任河南浚县主簿，但此人在浚县的县志及其他著作中，却很少提及，仅在嘉庆《浚县志》职官志中才有题名。浚县县城大伾、浮丘两山摩崖碑刻甚多，明清两代浚县官宦多有留题，但查遍此类资料，均没有涉及此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庸愚子是否就是名字叫蒋大器的浚县主簿？

　　庸愚子于弘治七年（1494）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则庸愚子不可能不认识王越，也不可能和王越没有接触。从弘治改元，王越即从湖北安陆赦返浚县家乡闲居，和浚县及周边各县的知县、教谕等多有交往，其文集中与官绅乡宦酬唱吟咏及题写的序记、碑志甚多。王越对三国史事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分熟悉。如果庸愚子掌握有《三国演义》书稿，王越却一无所知，这在情理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产生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即庸愚子（蒋大器）为王越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另外一种即庸愚子就是王越自己的化名。从王越著作看，此《序》和王越著作文风及行文格式极为一致，且王越常用别号有“老懒”，其最早的著作即题名《云山老懒集》，其文集中《闻蝉三首》内有“蝉声袅袅送新凉，老懒初成绿野堂”[⑤] 的记载；又《沁园春·送赵掌教先生广西主考》内有“老懒厕坐，婪尾酒酣”[⑥] 的自谦之词。有时王越亦自称“老痴”，如《中酒》诗内即有“相知向我言，老痴胡不智？”而“老懒”、“老痴”合起来即慵懒愚痴之意，和“庸愚子”意思极为接近。故最大的可能，“庸愚子”，即王越化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前面作《序》和《引》两个人物。《序》后署名“庸愚子”，又有“金华蒋氏之印”、“大器”二印，其整体寓意有“本身庸愚，将成大器”之意味。而“金华”二字，亦即“今话本”，指《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而“关西张尚德”此人，嘉靖壬午本《引》后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关西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又有“关西张子词翰之记”、“尚德”、“小书庄”三方印记，故后代历来认为此《引》之作者即关西张尚德，但历代史籍又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修髯子”无疑是化名。而其图记，即“刘关张”三人姓名的组合而已：“关西”当然即指关羽，“张子”即张飞，而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故曰“尚德”，代表刘备。从庸愚子和修髯子的化名看，则罗本贯中和施耐庵二人最大的可能也是化名。从中国小说的发展看，明代以前的宋元话本小说均不署名，明清两代的小说亦不署名或不署实名，何以学界就认为“罗贯中”和“施耐庵”就是实名呐？只能是化名，且寓意耐人寻味。罗本贯中，也即罗列资料史事，追溯本源，以“义”贯穿其中的意思。而施耐庵，也只不过就是“谁能耐俺何”的谐音罢了。特别是最早的《水浒传》版本中，其作者标有“施耐庵的本”，历来学者多解释不清“的本”何意，而“施耐庵的本”或可解释为“谁耐俺的书”，则作者意思已很明白。且“俺”之用法正是浚县俗语常用。

　　二、王越有充分的条件和动力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描写战争和谋略见长，以汉末三国晋初帝王和上层人物为刻画对象，作者对士大夫思想心态和生活习惯甚为熟悉，这绝非纯粹的舞文弄墨的文士所能为。作者应该是一个深谙军事战争的上层人物，且思想进步，懂得宫廷朝政斗争艺术，有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历经磨难的思想历程，才有可能驾轻就熟，创作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不朽篇章。王越带兵打仗数十年，历经战阵百余次，“三任参赞，两膺总督”，“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⑦] 。其长期经略西北，精通军事战争和兵法韬略，最高任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内有对历代兵法的引用和深化，谋略巧诈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够胜任。而王越精通兵法战阵，富有权谋机变之才，其传奇性，文献记载颇多，浚县家乡历来亦把其作为智谋之人。其文通俗易懂，不事艰刻，王越集内文章之风格和语言，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极为一致。集内涉及到的三国人物也很多，文章涉及到的典故词汇等相同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另外王越在浙江、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多年，对三国地理形势及当地流传的三国故事戏曲应该十分熟悉，而这也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必备条件。

　　王越在西北战场二十多年，数遭弹劾，后又被贬谪湖北安陆闲居六年，弘治改元后被赦还浚县家乡闲居十年。其间豪兴不改，广交俊杰，饮酒赋诗，纵情山水，有真儒者之风。有充足的时间构思创作这部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富含哲理，以济世利民思想来评判三国人物，研究者多认为其有深刻的民本思想，故作者创作应有强大的思想动力。英宗时“土木之变”震动朝野，此后，各地岳飞庙，关羽庙纷纷建立，边防军事著作亦大量出现。王越西北征战二十余年，有感蒙古对明朝的不断骚扰，及东北女真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崛起，类似汉末三国及北宋之宋、辽、金三足鼎立形势，有可能再次出现。故其对诸葛亮及岳飞崇敬有加，其集内吟咏此两人的诗篇甚多。王越对历代兴亡成败关注有加，对于秦汉之得失，唐宋之变迁，多有长篇吟咏。加之王越长期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使其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创作这部小说。故《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是王越长期追求的道义理想之作，激愤之作，同时也是警世之作，提供战争经验教训之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用三国史事和故事来演说搬演义理，对于“义”思想的深刻演绎，是《三国演义》的核心，同时也是对“义”内涵的深化和发展，而这也正是王越的思想。《演义》把“义”这个概念放到各类复杂环境中，放到各种极端情况下，放到各色人等身上来考验考察并深化。正是这千变万化的环境，各时期各集团甚至每个人理念追求的异趣，构成了这汪洋恣肆、精彩纷呈的“义”之世界。《王越集》中对“义”的阐释诗文甚多，如《义方斋为梁给事赋》中有：“吁嗟人生孰为义？物欲所蔽人自亡。此义在天为正气，在人为纪纲。人能直养而无害，其体至大而至刚。可以舍生取，不可见利忘。凡事有方乃能立，义方之方非寻常。释氏方寂灭，老氏方荒唐。异端安足以语义？惟吾儒者斯可当。”[⑧] 又如在《明故姑苏天全蒋公墓志铭》中有“出也事君，处也事亲。惟忠斯义，惟孝斯仁。”[⑨] 在《三贤祠》中有“步入三贤祠，凛然有生气。我非拜楚臣，特拜古忠义。”[⑩] 在《鞭尸滩》一诗中，论及伍子胥时说到：“平王之屍若可鞭，子胥之目亦可抉。父兄之仇固当复，君臣之义安可缺？”[11] 在《东轩》诗中有 “忠孝要当知所以，文章原不在之乎。礼门好接真儒者，义路宁容浅丈夫？”[12] 均是对“义”的论述。王越集中此类论述很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要演之“义”甚为吻合。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王越集》内有一个重要的契合之处，即是对于女性的态度和对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演义》对徐庶母亲大义凛然形象的塑造，对孙尚香刚烈性格的刻画等，可说极为正面，有血有肉，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为用平实的文笔积极肯定妇女的正面作品，这也是小说能够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王越集内多有此类，如在《二乔图张千户槎轩》中对二乔的赞颂，在《华清池六首》中有：“祸胎不信是蛾眉”的论述。在《和显章宋公马嵬坡诗韵》中有：“自昔玉颜多贾祸，至今野土尚余香。锦绷绣袜休深咎，廊庙非才更可伤。”一反俗儒玉颜祸水之陈说。王越集内有众多为女性祝寿或挽诗，大多以孟母断机为喻，说明母爱的伟大。又有《金花滩》一诗，自注“在汉江五十里。古有二女，号金花小姐，遇贼战败，胁之不从，凿舟沉水，故有此名。”并为之咏叹，可谓贞烈之女的赞歌。王越女儿夭亡，其作《故淑庄孝女伯姐墓志铭》，一字一叹，催人泪下。这些都说明，王越之女性观，就明代中期来说，是相当进步的，即使放到今天，亦是相当平实，一点没有腐儒的气息。

　　《三国志通俗演义》敷演汉末到西晋立国百年史事，塑造人物千余个，地域遍及神州大地。作者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很难驾驭这宏大复杂场面的。当时的大学士吕原曾称王越“其志大，其行端，其才隽”[13] ，内阁大学士刘珝称其：“天下古今之书无不读，三才精微之蕴无不通，万物荣悴之理无不烛，历代兴衰之故无不究，安危常变之情无不历，华夷离合之由无不贯。其中所存，自有大过人者。……于小道亦必求其故，于辞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来，若有先见，凡三才万物兴衰常变离合之故，亦历历于胸中。”[14] 故《明史》谓其：“博学多闻，凡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李贽谓其人才是“绝妙人才，难有难逢”。或许只有此等绝妙人才，难有难逢之人才，方可成就这数百年不朽之名著。

　　三、“罗贯中”极有可能即王越化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著作时间应为成化、弘治年间，已经有多人发表论文论证。有从文学发展阶段论述的，有从著作内名物制度词汇论述的，多持之有故，兹不一一罗列。如火器之广泛使用及火器名目之繁多，只有到明代中期的景泰成化时方有可能。也只有当时似王越带兵打仗之人，方能知晓如此深透。又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孔明秋风五丈原》回中，引用明代尹直诗《名相赞》，因尹直此诗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壬午本刻版时尚未结集出版，故历来研究多认为乃后人撺入。实则王越和尹直同朝为官，有很多交往，故王越引用尹直尚未能刻版的诗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成化、弘治年间最有力的证据。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很多误文，这是考察其作者及版本情况的重要依据。其中一处，则和《王越集》有基本相同的错误。即王越《二乔图张千户槎轩》咏二乔：“大乔嫁与孙仲谋，雕阑十二黄金楼。”[15] 这里把大乔嫁给孙策（字伯符），误为孙权（字仲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孙坚、孙策及孙权的官称多处混淆，如在《诸葛亮智说周瑜》回中，有“（程）普曰：‘吾等自随讨虏将军开创基业，次后与将军削平祸乱’”。此处“讨虏将军”实应为“破虏将军”，即孙坚。又同回有：“瑜曰：‘虽民间之女，大桥是讨虏将军孙伯符主妇，小桥乃吾之妻也。”而孙策官号为“讨逆将军”，这里把孙策与孙权官职相混。可谓作者于二人时有混淆不清之处。而这在王越著作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产生这同一错误而非一人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王越家乡浚县，是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主要争战之地。王越在湖北安陆六年，荆襄一带是三国时军事斗争的主要活动场所，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甚多，王越对此十分熟悉。王越在山东八年，对山东和豫北地理沿革亦甚为熟悉，多有对此处细小地名注释的，故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地理方位方面记载虽然有很多失误，但对于此地域，尚没有大的严重错误。而对于许昌、洛阳一带，因王越不大熟悉，故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方向错误等。陕西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数伐中原的地方，王越对四川和陕西都十分熟悉，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这些地方描写最多。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语言风格当然是中原风格，其很多俗语甚至就是浚县一带的方言。故近来学者有罗贯中曾隐居鹤壁许家沟著述《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的多篇文章论述，其对错暂不考辨，但这绝非空穴来风。王越家族即是元末从山西太原清徐迁至淇县，再后迁至浚县岗坡村的。明清两代著述亦有记载罗贯中为钱塘（浙江）人的。有学人研究，认为《三国演义》最早在南方成书，其内有诸多南方名物记载。而王越入仕最早即在浙江，故对此处的名物言语应该较为熟悉。浚县一带方言的运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则可找到更多的例证。如《诸葛亮六擒孟获》中有“扒山越岭”一词，《赵子龙磐河大战》有“公孙瓒扒上坡去。”又如“踅”，《安喜张飞鞭督邮》中有：“张宝人马赶来，踅过山头。”《董卓火烧长乐宫》中有：“操带箭逃命，踅过山坡。”《孙坚跨江战刘表》回中有：“但有追兵到时，不可径走，周踅引到埋伏之处，矢石俱发。”“扒”和“踅”，为浚县常用字，且十分生动形象。又如在《废汉君董卓弄权》回中，伍孚刺杀董卓，“卓力气大，两手抠住。”此“抠”字虽则文中仅有一处，但却是浚县常用词。又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绰”字常用，“绰丈八矛在手”、“绰枪上马”等，“绰”字十分生动形象，为匆忙地抓起或拿起之意。浚县至今仍为常用词，如“绰起家伙就打”。又如在《诸葛亮傍略四郡》里有，周瑜有言：“吾等用计决策，损兵马、费钱粮，他图见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图见成”，为浚县常用俗语。又如在《曹孟德许田射鹿》中有：“操与天子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此处所用“争”，为相差之意，今天浚县还在用。如常说的“哪争那一点东西”。《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语言上也有很多豫北一带的习惯用法。如在《董承密受衣带诏》中有：“子服曰：‘汝杀曹公，吾当自首！”这种用法，浚县等地还在用。原意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杀曹公，我就自首。又如同一回里有：“子服曰：‘当密室同立义状，各舍三族为本，以报汉君。’”至《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则把“为本”二字删除。其实，浚县当地现在还在用此种说法。如“你怪舍得本呀”，而“各舍三族”则没有原义准确。又如同回有“腾大怒曰：‘我夜来在东华门……’”，此处“夜来”即昨天之意，此语浚县为常用，且常用的是“夜隔”，即昨天之意。又如在《周瑜三江战曹操》回中有“南岸尽是东吴家战船”。出于南方的叶逢春本把其中“家”字删除，意虽仍通，但完全没有了情感色彩。此种用法，浚县仍在通行，意为“别人家”之意，和自己一方不是同一阵营，就用“人家的”来说明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如此众多浚县一带方言及语言习惯用法，绝非偶然，只能说明作者为此地域长期生长生活之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历代兵法甚多，且对许多军事术语有小字注释。小字注释是否作者自注，学界多有争论。但通观全篇，其注释多为军事术语，多为王越熟知的山东、陕西、湖北地名。作者对战事术语十分熟悉。如“乡导官”一词，“乡导”一词起源虽然很早，《孙子兵法·九第篇》已经使用，但“乡导官”一词，则多见于明代史籍，特别是西北战事时所常用。又如《吕温侯濮阳大战》回中，有对“奇兵”的大段注释，而王越善出奇制胜，对此多有感触，故大段引用古代兵法。同回又有对“间视”、“传发”等军事术语的注释，由此可想，小字注，极有可能即作者原注，也即王越自己本人的注释。而这种情况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又如《诸葛亮五出祁山》有把军士分作二班，以三个月为期，轮换使用等等，正是王越西北用兵之法。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初的书目著录看，亦和王越有极大的关系。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之“野史”类，著录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即郭勋所刻。周弘祖著《古今书刻》上编有都察院刊本（书名《三国志演义》）。明代都察院刊行此类图书，在明代出版史上历来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以一个最高监察机关，本来是纠察各类不法的机构，而刊行小说之类图书，这在以前可说是绝无仅有。其主要是因为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书禁大开，不似原来那么严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越长期掌都察院之职。在其身后，王越所举荐的屠滽在弘治末年亦长期职掌都察院，正德初年，屠滽起复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可说正德嘉靖时，王越在都察院尚有一定的影响，故都察院为其前最高长官刊刻著作，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则，都察院长期派员巡抚地方，监察军事，亦需要似《三国志通俗演义》此类书籍。

　　晁瑮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晁瑮为开州（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人，和王越家乡浚县是近邻，其收藏有王越著作，或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其所标“武定版”，即郭勋所刻。而王越和郭登（封定襄伯）交往甚多，集内有惠寄朱墨的记载，并有互相酬唱之作。王越长期在西北征战，驻守大同，而郭登即以坚守大同而著称。王越和郭氏家族应该有较为深厚的关系。故郭勋刻王越著作一方面是情谊所关，另外一方面即作为军事著作来刊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一般认为张尚德《引》中，其后“小书庄”图记。而郭勋即有名为《书庄记》的家刻书目一卷，颇疑此《引》亦有可能是郭勋所为。另外《百川书志》著录有《黎阳王太傅集录》一卷，标明“威宁伯兼大司马御史中丞黎阳王越世昌撰”，著录有郭勋伯父郭良著作《宾竹稿》十卷、《宾竹诗余》一卷。而王越集内有《宾竹赋》一文，是否和郭良有关，似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许多典故、词汇的使用，与王越集文中相一致的地方甚多，如《曹操兴兵击张绣》中有：“吾待温侯如养鹰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饱；饥则为用，饱则飏音扬去。”《王越集》中《过红石山》则有：“平胡岂止如擒虎，用将何须似养鹰。”[16]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杜牧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而王越《朔州道中大风》则有“江东既与周郎便，沛上徒劳汉祖歌。”[17] 又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诸葛亮舌战群儒》中，孔明曾有言：“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而这段文字的主旨，则和刘珝赠给王越的《赠王太保序》一文文意契合，其文云：“夫所谓儒者，岂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远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轻也，举斯世皆可运于掌上……”最后用孔子语言勉励王越“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8] 。这两段文字如出一辙，是作者借孔明之口，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充分流露。

　　《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水浒传》对酒的描述可谓一大特色，成为二部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媒介。因酒而惹是生非，因酒而奇谋叠出，因酒而胜败异途，因酒而见人之真性情。而王越即是会喝酒，能喝酒，会喝酒赋诗，以酒入文的奇才。《三国志通俗演义》，甚至《水浒传》对酒的大量描述，和王越集内咏酒类诗词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大量存在，如出一辙。王越集内咏酒的诗词最多，描写亦最为生动。王越集内有《麯生传》一文，用酒麯来谐冤屈之“屈”，可谓古来有关酒之奇文，内多酒之来源及典故。王越集内有《步太虚词次襄国韵》，谓：“八极隘神游，步虚凌倒景。南山如一拳，东海如一井。纷纷世上人，土偶与桃梗。我不学颜愚，我不学赐颖。去兮不可留，来兮不用请。入火亦不热，入水亦不冷。也服勾漏沙，也嚼瑶池荇；也饮紫霞杯，也啖红绫饼。容止也不拘，衣冠也不整。嬉笑也不嗔，怒骂也不屏。酒醒三十年，蓬莱漏声永。”[19] 可反映王越之豪放不羁之情。又如在《东园集事》里有：“美哉，四时之景也！而可以不饮乎？朝五斗，暮百壶；醉便卧，醒又沽。傍人笑我好饮酒，顾我岂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刘伶锸，我也不踏黄公垆，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浅丈夫。我也曾演六花与八陈，我也曾讲二典与三谟；我也曾掌西台之宪度，我也曾总北府之兵符。用之兼善于天下，舍之固守于穷途。圣贤之道固如此，不义富贵安可图。偶然吟罢忽长啸，明月满庭清兴孤。”[20] 可谓借酒反省自道的妙文。《王越集》内对酒的描述，咏酒赋诗的诗文甚多，且多为佳作。其自己即形容为：“笔锋醉扫千军阵，诗梦雄吞五色云。”[21] 故在《明史》王越传中即有醉酒赐小校歌伎的传说故事。亦可见王越对酒之情有独钟及深刻理解。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一再用“酒”来做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

　　王越有关三国的诗词甚多，如王越有诗《三顾图》，为成化末期作品，其谓：“史称先主帝室胄，系属中山靖王后。关张意气若弟兄，赫赫威声掀宇宙。孙权累业据江东，老瞒窃命真奸雄。鹿门隐者庞德公，早识孔明为卧龙。卧龙岂是管萧亚，先主殷勤三枉驾。君臣鱼水喜相从，誓复堂堂汉天下。遂提一旅取成都，演武先排八陈图。七纵七擒谈笑事，木牛流马古今无。渭上屯田驻兵久，指挥白羽风雷吼。奇才盖世何可当，身死犹惊仲达走。伐魏吞吴志已休，谁知天欲覆炎刘。裹毡明月看平蜀，空使英雄涕泗流。千载孤忠如日皎，莫论成败功多少。披图三叹不成吟，只写先生《出师表》。”[22] 可说《三国演义》的主要意旨及情节已大体具备，如果不是王越创作，何以能有如此集中的表述？又何以如此的一致？

　　又如有《二乔图张千户槎轩》咏二乔，谓：“老瞒水军百万来，江流欲绝山欲摧。大乔教以斫案令，举国群臣皆拱听。”[23] 其中斫案的故事，即在《周瑜定计破曹操》回中有“权拔佩剑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诸将官吏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的情节。而此诗则是成化末年，王越在安陆所作。又如王越有长篇《隆中十景赋》，其中有：“弃井以度水庵，思乐城之工；见溪思流马之技；见洞思剑阁之闳深；见桥思斜谷之迤逦。若夫败军，正马谡之诛；乱政，示廖立之徙；开门，伏旗鼓之疑；挑战，遗巾帼之耻。或屯田于渭滨，或平蛮于越巂，或临阵而挥羽扇，或对敌而肃营垒。既而，大星坠，仲达走。……嗟呼！寿也，固谬于理。宋之钜儒，奚从而风靡。由汉以还，知先生者，晦翁一人耳！由晦翁以至于今，谁复知已？其或有之哉！则亦无有乎尔？”[24] 此篇赋已经大致包含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情节。其最后两句感叹，由朱熹之后，诸葛无复知己，慨然有著作之意也。则王越著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在成化末于安陆的六年期间，弘治改元，遇赦还乡，仍有校改，自托名“庸愚子”序之。除了《隆中十景赋》外，王越尚有《隆中十景诗》，为最早咏叹隆中十景的诗词。

　　又如王越有诗《曹娥碑》：“老瞒心事畏人知，德祖才高死可悲。八字智争三十里，祸基应在看碑时。”诗内有三国志“鸡肋”故事，及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碑题故事，对杨修之死充满同情。《筹笔驿》：“挥笔曾闻向此书，就中奔走乐徒胥。木牛流马劳神算，羽扇纶巾驻晚车。帝业两朝甘自立，人才三国有谁如。英雄一去知何是，落落猿啼暮雨余。”《下鹿门滩》：“强呼樽酒破愁颜，履险方知世路难。巴蜀旧经人鲊瓮，襄阳今下鹿门滩。霜风怒挟天声急，雪浪惊飞地髓寒。却恐德公犹不死，摩挲老眼静中看。”另外嘉靖初年，浚县人大伾子王潢，感叹王越无辜被贬：“尝观《皇明通纪》，伤公被诬，有诗，内一联云：陈寿更成《三国志》，武侯难白九原心。”[25] 此处用陈寿和诸葛武侯来暗喻王越，是否更有深意，暗指王越著述《三国志通俗演义》，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王越对三国史事十分关注，对湖北三国胜迹，多有吟咏。甚至到过刘备故里，即涿州，其有《三义庙》诗谓：“遗像丹青蚀，英名过客闻。中原曾百战，大业竟三分。旗影摇山月，炉烟结水云。恰逢村社近，盲鼓说遗文。”说明对三国故事及曲艺的关注。

　　对于罗贯中是否为山西太原人，孟繁仁先生从《罗氏家谱》论证其为山西太原清徐人，当世学者多有争论。而王越在山西二十余年，祖籍即山西清徐，其或和孟繁仁先生所论证为巧合。其对山西风俗名物十分熟悉，故《水浒传》中有山西的影子，实在是很自然的。故“后学罗本贯中”，极有可能即是王越化名。

　　作者简介：赵长海，1967年生，郑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版本学及地方文献研究，出版专著二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建设有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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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明]李贽：《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8月版，第908页。
　　[②] [明]李东阳撰：《王越墓志》，《王越集》附录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③] 《王越集》附录四之王越诰敕二，第614-615页。
　　[④] [明]吴洪：《王太傅集序》，《王越集》附录二“序跋题录”，第563页。
　　[⑤] [明]王越《闻蝉三首》之第三首，《王越集》卷三“七言绝句”，第359页。
　　[⑥] [明]王越《送赵掌教先生广西主考》，《王越集》卷四“诗余”，第533页。
　　[⑦] 《太子太保威宁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诰券》，《王越集》附录四“诰敕”，第614页。
　　[⑧] 《义方斋为梁给事赋》，《王越集》卷二“赋”，第112页。
　　[⑨] 《明故姑苏天全蒋公墓志铭》，《王越集》卷二“志”，第90页。
　　[⑩] 《三贤祠》，《王越集》卷三“五言绝句”，第336页。
　　[11] 《鞭尸滩》，《王越集》卷二“七言古诗”，第171页。
　　[12] 《东轩》，《王越集》卷二“七言排律”，第189页。
　　[13] [明]吕原《赠山东宪使王公序》，载万历本《吕文懿公全集》卷七。
　　[14] [明]刘珝《赠王太保序》，载《古直先生文集》卷十一。
　　[15] 《二乔图张千户槎轩》，《王越集》卷二“七言古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16] [明]王越《过红石山》，《王越集》卷三“七言律诗”，第219页。
　　[17] [明]王越《朔州道中大风》，《王越集》卷三“七言律诗”，第218页。
　　[18] [明]刘珝《赠王太保序》，《王越集》附录六“有关资料”，第639-940页。
　　[19] [明]王越《步太虚词次襄国韵》，《王越集》卷二“辞”，第62页。
　　[20] [明]王越《东园集事》，《王越集》卷二“赋”，第101页。
　　[21] [明]王越《寄阎京兆同年》，《王越集》卷三“七言律诗”，第216页。
　　[22] [明]王越《三顾图》，《王越集》卷二“七言古诗”，第150页。
　　[23] [明]王越《二乔图张千户槎轩》，《王越集》卷二“七言古诗”，第144页。
　　[24] [明]王越《隆中十景赋》，《王越集》卷二“赋”，第106页。
　　[25] 《王越集》附录五“年谱”之最后附录，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