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饰演的东家，演得真棒！）

    周五晚上与媳妇一起看了冯小刚的大片《1942》，看完之后，我们俩都沉默了一路，心中都沉甸甸的。去看之前，不少网评都说，这部片过于压抑，没有一个感情喷发点，我一同学更说，一直想哭，可就是没有哭出来。但我们还是去看了，给我俩的感觉：这是一部好片。

    没有必要去追究电影是否与历史真正相符，在一个戏说的年代里，穿越都成了家常便饭，还能奢求荧屏与史实的一致？蒋介石最后的落泪，不仅仅是因为灾民，而是因为一个从三百多万人道一千余人的差距，是因为一个从上而下腐败透顶的政府机器，无论是因为感觉自己治国无方也好，拯救不利也罢，他的眼泪也只是一种情感的流露，并不是领导人就不能掉眼泪，在上帝的面前，他与灾民是同等的。

    《1942》更多地是对生存的一种思考。谁是我们的上帝？谁能拯救我们自己？当年的那场灾荒，让河南沃土成荒原，三百余万民众流离失所。蝗虫、战火、干旱、政令，四道索命条符紧紧贴在就食陕西的百姓身上。出发时，他们带着祖宗牌位上路，他们牢牢记住“老家是河南延津的”，尽管切骨的流离之痛让他们越来越颠沛，越来越失去人的尊严，以至于流落烟花巷，身死异乡。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老家的信仰，也许这便是他们对生存的一种理解。落叶归根，身死异乡的瞎鹿娘最大遗憾就是再也埋不进祖坟，老东家冒着死的威胁逆路东归，也只愿能够死得离家近一些。烟花巷里流落半生的星星再也不愿回老家延津，也不过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辱先人。不想玷污先祖。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归宿。出发时，以瞎鹿为代表的年轻人是乐意逃荒的，他们开心的是平日里颐指气使的老东家也跟自己一样流离失所，甚至还会有求于他们。他们的逃荒不仅仅为了就食，更是为了找回一种畸形的自我。但西去之路有多艰难，不是瞎鹿们所能想到的，即便是家底丰厚的老东家也摆脱不了从躲灾到逃难的厄遇。瞎鹿最后成为了兵士的盘中餐，这是一种悲剧。在那种极端挑战人性本能的生存条件下，狗吃人，人吃人，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星星为了救父亲，从一位千金小姐变成了青楼小姐，她接客的那场戏看着真让人心酸。而花枝似乎更具有悲剧性，她为了给两个孩子找个归宿，不无轻佻地成就了与拴柱的一日夫妻。那一刻，让我相信再不正经的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也都是正经的，她们委曲求全不过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家是他们一种内在的信仰，不管怎样的落魄，只要还在出发的地方，他们就会觉得安稳些。但这种内化的信仰经不起的太多，天灾人祸让这个信仰维系起来是那样的艰难。

    张涵予饰演的传教士像是这出悲剧里的一个小闹剧，但同样也是以悲剧的性质结束他戏剧的一幕。从信主到怀疑主，这是传教士所面临的困惑。那么多神父、外国记者无法看穿动荡的中国，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主的疑惑。为什么上帝总战胜不了魔鬼呢，既然战胜不了，我们又信他何来呢？外借的皈依让他们困惑，为什么如此虔诚的信仰换不来平和的世道，依然那么多人死不瞑目，流离失所？没有人看到上帝拯救世界的手，只是一天天看着自己的亲人倒下，成为别人辘辘饥肠之中的一餐，他们无力去阻止，也无力去拯救。

    当内化与外在的信仰都在现实中折戟，故事就显得格外悲剧。似乎我们始终盘桓在阴暗的十八层地狱中，郁郁不见天日，所有燃起的希望都在颠沛中一个个成为泡影，自己也渐渐成为寡人，无扶无依。《1942》是一种信仰的挣扎，灾难中，家没有了；政府乏力，不肯采取积极救济；外在的皈依渐渐失去了支撑的力点。但最终，老东家待着一个无亲无旧的小女孩东归了，他知道东去是死，西去亦是死，而他宁愿东归死得离家更近一些。这是一种传统信仰的回归吧，也许在我们最极端底线的时候，还是这种传统的信仰会让我们找到一种生的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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