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在古代中国知识世界中，有三类学问和技术很重要。一类是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也就是通过星辰运行的位置、星辰的色泽变化、云气的形状、云气的色彩、天地的对应关系、时令月日的活动安排、自然界各种声音中的细微徵兆等等，来判断吉凶前景。曾侯乙墓棺椁漆箱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各种《日书》以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类方术的内容；一类是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等，这类知识除了地理意味之外，常常兼有本草、博物、志怪，甚至趋吉避凶的意义，仿佛后世的《五岳真形图》、《白泽精怪图》一样，古代传说中所谓“多识草木鱼虫之名”、“辩方物地形物宜”之外，也兼有识鬼神奸宄以避灾祸的意义，《禹贡》对大地的描述，《山海经》对世界的想象，以及传说中“铸鼎象物”的故事，就可以反映这一类技术的意义。还有一类是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药物等等。《楚辞》中的《召魂》、《远游》、出土文物中的“行气玉佩”、战国时代曾侯乙墓中所绘的“羽人”、《庄子》中关于古代导引之术的记载，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简帛古医药文献等等，大致反映的就是这些内容。

    这些在后世先被称作“方技数术”、后被当作“奇技淫巧”，最终被判定为“迷信巫术”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却可能是正经的“学问”，既是知识人的文化，也是文化人的知识。以《左传》为例，宣公三年中说的“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就是一种让民众懂得趋吉避邪的博物知识，而昭公十七年说的“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也是一种观察天象以知吉凶的博物知识，而昭公二十九年说的“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更说明“博物”曾经是一种官方的、神圣的、合法的制度性知识。就是始终强调“德”和“仁”的孔子，也曾被人视为博学多闻，他能够看破各种物怪如穿井得坟羊，也能够识别殊方异物如肃慎之矢。近年新资料上博藏楚竹书中的《鲁邦大旱》也记载，当遭遇大旱的时候，鲁哀公曾向孔子要求祈雨，可见儒者原本是懂得解决水旱之厄的，这样我们才意识到，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求雨之记载，本是儒家士人之传统兼故伎。而司马谈《六家要旨》说，儒家“博而寡要”，所谓“博”就是儒家“以六艺为法”，所谓“六艺”，一是礼、乐、射、御、书、数、一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无论哪一种，都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只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孔子等儒家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社会关怀，把知识重心往道德伦理政治的方向倾斜而已。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说，孔子自己也承认“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为什么他与史巫同途？据孔子解释，巫是“赞而不达于数”，史是“数而不达于德”，而他“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同样在前面提到的《鲁邦大旱》中，他也不和鲁哀公直接讲雩祭祈祷的事情，而是借机教育国君，说了一番道理，“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不过，可以补充说明的是，马王堆帛书中的《刑德》一篇表明，“刑”与“德”在早期也和天象占筮之术相关。

    正因为如此，《庄子·田子方》里面才会说，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屡者知地形”，而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才会说，古代广义的“儒”就是术士，不仅知天文、识旱潦，而且知天文占候，还会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教人。至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那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儒家知识人。尽管汉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学者，在思想上渐渐聚焦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论述上倾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使这些具体知识和技术在儒家的解释中渐渐被哲理化，所以，这些有关天地人的知识才在上层文人中渐渐边缘化，并渐渐在中古中国分化出若干枝系，或者成为谶纬之学，即将具体的天文地理知识提升，攀附经典中的意义；或者成为注释训诂之学，即将这些草木鸟兽鱼虫之名，文本化为经典的附庸；或者产生出《博物志》这种著作，把这种本来合理的知识，渐渐转型为炫博、记异、志怪。

 ——葛兆光：《中古的科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抑或是博物学史？——读余欣博士<中古异相>》《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