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档案机构自身的滞后性和封闭性，一直制约着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美国伊利诺斯州国家档案馆馆长玛格莉特.诺顿（MargaretNorton）的话颇具代表性，她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档案这个词仅仅意味着一排排尘封的故纸堆和腐烂的羊皮纸。”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仅仅把档案工作限于咬文嚼字，局限于如何收集、鉴定、整理、著录以及保管文件，那么档案工作者本身固有的内容的确就是那些故纸堆了。这也就难怪在公众眼中，档案工作者是在发霉的地下室中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人了。而今，当我们步入新千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和汹涌而至的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迎来了一个从幕后转向台前的绝妙时机，对此，T.库克作了一段精辟而美好的预测：“我们可能抓住了一个绝妙的时机，来提高我们的地位，受到现代档案工作者从未受到过的机遇，象古埃及中档案司神（Thot）一样，重新坐回上帝的身边。”

一

    其实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档案工作者有过辉煌的地位。回溯早期的档案工作者走过的历程,或许对新时期档案职业的角色的转换与地位的回归有所启迪。
    我国最早的档案?甲骨档案由当时的档案工作者?史官在商朝代王向天祈求的占卜活动中形成并掌管。史官即是神权的代言人，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史官之所以能成为神权代言人，和他们掌握知识是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分不开的。西周的史官拥有同样的崇高地位，他们知识广博、通晓天文、地理、古今成功之因。周朝实行世袭官制，使他人不能接触档案，形成知识垄断的局面，他们可以参与国家大政，又因档案所蕴含的知识，档案成为当时教育贵族子弟的教科书，史官是最早的老师。春秋初期的史官因保管重要的档案典籍，而且其主要职任是记注本国大事，所以地位仍然尊贵。史官们秉笔直书，使记注有追究责任，裁判非法者的作用，成为当时判决卿大夫是否有罪的法律依据，同时，史官由于长期的统治经验和知识积累，国君以及王候公卿都向他们咨询国家大政，由此也凸显了史官地位的重要性。老子就曾是东周王室的守藏史。春秋中期，旧贵族的世袭特权被新兴的地位阶级铲除，这就打破了原有世卿制度下史官位尊爵显的地位，史官退居为次要的专掌记注和典守档案的专职官员，从此，走向档案职业化的道路。秦时史官职能转为专司文史星历的普通官吏，由御史等官员记注政事和典守档案，御史地位不断上升。从汉至隋唐，掌管档案的官吏发生了两极分化，一为部分内朝和中央机关主管文档的官员，他们有品秩，地处机要，出纳王命章奏，故位尊地要。另一类是一般掌管人员，具体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吏，不论其有无品秩，其地位、作用均已下降，逐渐成为不入流品的胥吏。自此，档案工作者的地位逐渐降低，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状况才稍有转变。
    无独有偶,在人类文明的其它几个发源地，档案工作者同样也有过辉煌的历史。
    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国王Anam在登上皇位之前，其职业就是文件管理员，当时文件管理员在地位上仅次于国王和最高主教，而且，在知识和智慧方面，这一职业还先于二者。同一时期，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文明社会也已意识到文件保管员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中央集权国家，更加意识到文件对于官僚和独裁政治的基础性作用。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任命CrandVizieryw为大法院、登记室和文件室的长官，从而在文件保管员的行政特权上又添加了政治特权。古代埃及则大约有40个行政区的文件保管员在最高法庭、教堂，占据着相应的政权位置。
    在古希腊，文件代表着权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市议会的秘书是文件室的领导，他们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保管宪法文件，所有业务的抄本，并且可以坐在议会席上。他们是由举手表决而被当选的最荣耀、最值得信任的公民，其名字被刻在石柱的顶端。
    在罗马帝国时代，档案工作者则被誉为“城市的卫士”，拥有地位、权力及可观的收入，其收入不仅来自政府的薪水，还有小费，甚至还提供非法服务，这阻碍了罗马帝国文件管理的发展，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当时档案工作者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
    纵观中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工作者在人类早期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其所掌握的丰富、先进的知识文化和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他们所保管的档案切实的成为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他们才拥有参政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也正因为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丰富而先进的知识，他们才成为统治阶级的有力助手。这不能不给现代档案工作者这样一个启示：档案工作者只有始终掌握时代的先进文化知识，始终隔入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尽快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档案工作者才能抓住信息时代赋予我们的绝妙时机，重新回到应有的地位。

二

    如何抓住时机是现代档案工作者实现正确定位和角色转换的关键。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以档案实体的为主的传统档案时代，将逐步向以光学磁性材料为载体的电子文件时代过渡，一场人类活动记录信息、保存信息和传输信息方式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和档案职业的未来走向。在这一背景下，档案学界开始对未来档案工作者的命运进行了重新审视。美国的戴维.比尔曼和澳大利亚的伦达.阿卡兰等档案专家设想档案员将成为“审计员”，以监督审查文件处理过程，保持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国年轻的档案学界精英们也从整个社会的大视角及时代对档案工作者的要求出发，对“新世纪档案职业的走向”（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中心议题之一）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不难预测，电子信息时代档案部门将从一个希望与文件形成机关合作的“恳求”机构转变为一个监督形成者及维护并开发利用归档文件的审计机构。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走向开始从对档案的实体管理逐步转变为对整个文件生命运动周期的信息监督管理。在未来的社会分工中，档案工作者大体将扮演三个方面的角色。
    首先是历史的卫士。T.库克在分析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时，批评以往的档案工作者把自身看作是“往昔岁月的卫士而不是阐释者”，实际上，档案工作者不但要成为阐释者，也不应当丢失“卫士”的传统职责。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电子文件汹涌而至的网络时代所产生的新工作模式中，“保管并非本职工作”，进而劝戒档案工作者不要再继续充当档案保管员角色，很显然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应该认识到不履行保管职能的档案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馆。在澳大利亚，虽然有部分档案工作者接受“不保管”论调，但迄今为此，在整个欧洲都没有一家国家所有的档案馆真正予以采纳，不管它是否开展了电子文件的管理实践。
    档案馆受国家委托保管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这是各国法律赋予档案馆的神圣职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新时期档案工作者能赖以扩展的基础，这不仅是过去、现在，也是未来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所谓“卫士”当然意味着档案工作者不仅要当好保管者，还要对捍卫真实、完整的历史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美国的南希?芭特蕾甚至认为档案工作职业的未来取决于档案工作者能否成为富有历史责任感的档案事务的积极行动者。
    美国在9?11事件后不久的2001年11月1日，布什总统打着防止恐怖主义的旗号一反常规，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悄悄签署了《13233号行政令》，而这个总统令严重违背了1978年的《总统文件法》，《总统文件法》规定，总统文件归公共所有，尼克松总统的所有总统文件应在总统御任后12年向公众开放。该法确认它们是人民的公共文件，应妥善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尽管美国国家档案在管理总统当代文件方面从未有过不胜任或违反规定的情况，但是布什却决定，白宫有权否决公布总统文件，有权无限期的推迟总统文件的提供利用。不单是布什，前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在任期结束时也决定把他办公室的文件转移到一家私人机构，即新成立的“朱利亚尼公共事务中心”，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在自诩为“信息自由”的美国出现了政府朝着限制档案开放和公共档案私有化的方向转变，对此，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迅速做出了协调一致的积极反应，他们借助法律的武器和公众的舆论进行了有力的抗争。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档案工作者在任何时期何种国度都需要有这种捍卫真实、完整社会记忆的精神，都需要他们为此作出可贵的不懈努力，只有这样，人类记忆的精神家园才可能得以丰富和日趋完美。
    其次是文件审计者。这是未来档案工作者所要扮演的主要角色，与传统的档案工作者相比，电子文件环境下的档案工作者不再仅仅是面对档案实体本身来实施一系列的保管和利用活动，而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直接通过电脑网络来进行电子档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输；现行文件与机关档案的界限已显得非常模糊，传统的按部就班的工作环节被“超前控制”的方式所取代，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等工作将一并预先设计在程序里，通过系统来完整。这种作法被国外一些档案专家称之为“审计者”，即从文件制作源头开始监督审查文件处理的全过程，以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持反对意见者担心“如果档案工作者在文件形成之前事先规定了文件的种类，其结果，无疑会强占形成者的位置，结果必然会削弱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从而破坏文件的最价值?客观性。”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们实施前控，只是将后端的工作以程序的形式进行必要的前置，以科学的角度对文件处理进行审查规范，这并不影响内容信息，更不会对文件的真实可靠性产生危害；还有一种担心认为，这样做是使档案工作者变为新的文件管理者，将使原有的文件管理者失去应有的位置，其实，我们所倡导的新工作模式是使档案工作者成为文件处理过程的积极干预者而非形成者，而且这一干预是基于电子时代文件与档案的密切联系以及界限逐步消除的现实而采取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失去这种干预，文件将很可能不存在或至少不可能很好地被鉴定、保存、编目或提供利用。目前，一些电子文件“自生自灭”的状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审计者”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保管员”，一旦把档案工作者定位于信息管理的前沿，档案工作者除了应当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档案专业知识及职业道德素质外，还要较为熟练地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及现代通讯设备来进行电子信息的制作、使用、维护和管理，否则就无法介入文件的形成和保管，也不可能参与电子文件管理，检索系统的规划、设计，当然也就谈不上去维护电子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同时，由于电子文件自身存在的信息易变性等特点，使得电子文件的证据价值需要获取法律的支持，电子文件的利用过程中也更多地涉及到法律问题。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和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未来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此外，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和相当的市场经济知识，也是未来档案工作者必备的素质。
    第三是信息经纪人。在电子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信息?政务信息的拥有者，他们掌握着包括保密信息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政务信息和相关信息，承担着这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提供利用的任务，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这种信息权力稍不留意，就容易产生信息的垄断，并构成对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知情权的侵害。而信息经纪人这一角色所强调的是档案馆在电子信息社会里将处于档案和利用者之间的第三者身份，这在两者之间所起到的是一种信息中介的经纪人作用，而不是占有档案的垄断作用。以经纪人自我定位，档案工作者不仅不会在档案和利用者之间设置障碍，相反，它需要以加强信息资源的流通为手段，方便利用者获取所需信息，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者。因为信息经纪人本质上是中间人概念，他的利益来自于信息的流动，而不是来自于对信息的垄断。
    具体而言，信息经纪人强调三个新思路。一是强调档案馆是处于档案与利用者之间的第三者身份。目前档案馆保管档案的权利来源于政府委托，档案与利用者之间的正当关系，由法律确定，在这一点上，档案馆只有执行的权力。因此，档案的意志由法律决定，利用者的意志由利用者自己决定，而档案馆的意志是其间的第三方，档案馆对档案的管理权不足以决定档案和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强调档案馆的工作目的是方便利用者建立和档案之间的联系。经纪人的利益源自于它所中介的双方的利益，经纪人和它的服务对象是双赢的关系。这样的定位，使档案馆与利用者利益之间失去矛盾，并达成利益的一致性。三是强调信息垄断的消除。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档案信息垄断之于档案管理机构并非不可能，由于档案资源的国家占有性和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分工上的优势，产生垄断的主客观可能性都同时具备。而且这种垄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保密为要”的旗帜下受到宽容。而一旦具备档案资源垄断的主观动机，利用者就不得不面临垄断对其带来的危害。档案资源垄断一旦形成，本该合作的双方?保管者和利用者立刻错误地成为竞争的双方。档案的保管者可能有意识地在利用者与档案之间设置障碍，其表现可以是开放步子放慢，也可以是消极的服务方式。而如果档案馆确立信息经纪人的形象，那么从工作性质的自我定位出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动机自然产生的概率。它需要以加强资源的流通为手段,方便利用者获取所需信息,同时，也要求档案工作者立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自觉地运用最新信息技术与手段，向公众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
    缤纷多彩的信息时代，凝结着档案人的几多梦想。但那个美丽的梦想仍在遥远的彼岸。“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当我们涉过社会变革和信息技术双重冲击下给档案职业的生存空间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的激流险滩，当我们紧紧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站到了信息社会的前沿时，我们便可以自豪地说新一代档案人又“重新坐回上帝的身边，而不是坐在冷清的文件办公室或者寂静的档案架前。”

主要参考文献：
①郭敏 王成俊：地位：人类早期档案工作者给我们的启示  档案学通讯  2002.1
②（加拿大）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2
③（美）琳达?丁?享利：谢伦伯格理论在网络时代的生命力，档案（兰州），2001年第1?2期
   ④加拿大）T?库克：电子文件与纸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  刘越男译  山西档案 1997.2
⑤（美）南希、芭特蕾：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中国档案，2003.1

作者：黄项飞福建省晋江市档案局副局长、研究馆员 36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