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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知不
6月17日的《南方周末》刊出大同市城市规划和改造的新闻。其中提及2009年底,正在给大同设计大剧院的日本专家告诉市长耿彦波,日本侵华期间曾为大同做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耿彦波很感兴趣,借着去日本大牟田市访问的机会,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泛黄的图纸,“专业性、超前性令人惊叹,惟一的缺陷是对人口没有现在的远见。”而这份泛黄的图纸还附有设计者当年留下的一段设计思路说明:“对如此贵重的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使命……避开古城,在城外建设新城。”耿彦波感慨:“一个侵略国,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我不得不仰视这个民族在城市规划上的专业精神。”现在,这份沾满历史血泪的旧规划被视为大同历史上的“大事件”,放在城市规划展览馆里大同规划史的最前面,“它的层次比我们过去的规划要高得多。”比如在当年的日本规划中,大同工业都市的布局在十里河以南,距离古城至少十公里以上。这是一个颇有预见的距离。
我对大同的城市规划不感兴趣,对七十多年前日本人侵占大同后进行的城市规划的科学合理性也不感兴趣。使我感兴趣并惊奇的是:为什么七十多年前日本人对一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系统规划现在依然能够找得到?换句话说,日本国立图书馆为什么还保留着这样一份看上去“早已失掉了使用价值”的泛黄图纸?
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1945年日本战败,他们在中国领地上所搞的城市规划当然不可能再具有任何现实效力了,这样的“规划”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按我们的档案专业理论,这样的规划图纸对日本社会是很难再具有“社会查考价值”的,应该列入销毁卷册里。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推测过于武断,那好吧,接着看《南方周末》同一篇文章的另一段叙述:“过去的大同,市政管委会主任杨立新感慨,全市找不出一张完整的管网图纸,设施基本上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这里说的“过去”不是指解放前,也不是指几十年之前,是指2008年之前。很显然,偌大个城市没有留下民国时期的网管图,甚至解放60年了也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网图。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大同解放60年,市政规划和市政建设从来没有停止过,市政规划和建设机构一直存在着,截至目前市政委员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机构。显然在这60年里从来没有对城市进行过管网规划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我们的每次规划和设计没有付诸实施或因某种原因实施搁浅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样的管网图纸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的价值也随之终结了,留存也就显得非常多余。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才会产生“全市找不出一张完整的管网图纸”的残酷事实。
当一份文献的现实效力完全丧失的时候,势必会遭遇“存”与“毁”的问题。此时难免要产生“留存这玩意有什么用”的追问。很遗憾,很多情况下“毁”的意念就会占住上风,因为缺乏历史的眼光,实在看不出“存”的任何意义。就是在档案部门内部,我们也时常听到“档案馆存下这么多没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呀”的疑问。
回答圆满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要想成功地说服别人尽可能多留存历史资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碰巧处在一个非常功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眼光永远局限在当下效益的层面上,不习惯用长远的、历史的、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文献的价值。几年前我到贵州考察水书和山林契约的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多视角解读历史文献问题。这正是档案部门最为缺乏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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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人对大同的城市规划具有专业精神的话,那么,日本国立图书馆在七十多年后还保留着这份泛黄的图纸,彰显的正是档案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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