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山西档案》第1期发表了仝艳锋的《石刻不宜入藏档案馆——从<清代石刻档案进档案馆>说开去》一文，文章针对2002年云南省文山州档案馆收藏《文昌宫阴骘碑》一事做了评论，文章认为档案馆不应该收藏石刻档案，“这些文物保存在档案部门，阻碍了本身包涵信息的提取和深入研究。如果收藏在档案部门，那么它们的载体材料成分、内部结构、地层层位关系、关联器物等隐藏信息难有机会为人们了解^[1]”。而保存文物部门则更有利于石刻档案价值的发挥。

但笔者认为，石刻档案进驻档案馆无可厚非，也是档案馆不断向民生档案倾斜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部分石刻档案进馆，可以起到丰富城市记忆，增加档案的亲民性，对于增强人们的档案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文山州档案馆此举的动机恐怕存在些问题，“收集到此碑，对档案馆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它使档案馆有了收集一切形式的、不同载体的、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档案进馆的信心。保存此碑，不仅丰富了馆藏结构，对研究地方文化史及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发展亦极具参考价值^[2]”。显然是把搜集齐全所有载体、形式的档案作为了工作的出发点，而不是为了研究而搜集，成了为了搜集而搜集，这恐怕也是仝艳锋所担忧的。收集不是档案部门的重点，关键是对收集上来的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能够开发档案的价值。

与此同时，广东佛山市档案馆也搜集了大量的石刻档案，并通过开办主题展览，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市领导及社会的一致好评^[3]。同样是石刻档案进档案馆，却是一种风情两般态度，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其一，档案部门及学者对石刻档案的研究程度及重视程度使得档案部门搜集石刻档案显得底气不足。众所周知，石刻档案是我国档案门类中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占有很大的份量。但长期以来对于石刻档案的研究程度却严重滞后，甚至没有引起相关档案部门及档案学者的重视。档案学界常常提及“金石档案”，可研究起来却有“金”无“石”。石刻档案处在档案界研究的长尾之上，它们虽然数量庞大，但分散零乱，缺乏系统整理，尤其是一些山林景区的石刻档案更处在无人问津、或少有问询的尴尬位置上，研究这些石刻档案需要付出比其他载体档案更多地劳动量，虽然有价值，但却费周折，这样也就很难纳入档案学者的研究框架之内，于是档案研究每每提及石刻档案总是陈陈相因，缺乏新材料，更不会有新观点，只是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打转转。

同时，档案部门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科学文化事业建设中的缺失，“养在深闺人未识”，虽然法律赋予了其与图书馆、博物馆一样都是科学文化事业机构，但在社会的心目中，档案部门却无法与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比肩。档案部门长期以接收党政机关档案为主要职责，其各项工作也都围绕这些展开，其在研究的队伍建设、技术建设上都存在诸多的不足，都严重制约了档案部门对石刻档案的研究，也使人们怀疑其能力。而文物部门，则因为各方面的技术、设备齐全，人们也有良好的研究素质和便利，这样研究石刻档案似乎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于是考古队、博物馆等部门都大量的搜集、研究石刻档案，如辽宁省博物馆就有专门的石刻碑志展，洛阳新安的“千唐志斋”等，辽宁省博物馆还通过办馆刊、出版书籍等途径来促进学者及各部门对馆藏档案的研究，一方面加深了馆藏石刻档案价值的挖掘和开发，也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这样似乎提及石刻档案总要跟这些文物部门联系上，档案部门要分得一杯羹就会换来异样的目光，甚至连档案人员自己也觉得档案馆收集石刻档案是分外之事——“石刻不宜入藏档案馆”，否则“会混淆文物和档案的范畴，影响了档案部门基本职责的履行，势必造成国家事业单位管理资源利用的混乱^[4]”。

其二，档案部门搜集石刻档案的心态处理不当。同样是收集石刻档案，佛山市城建档案馆受到好评，而文山州档案馆则遭遇质疑。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心态做事，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问题摆在大众面前，一些历史档案也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档案部门收集这批历史档案是责无旁贷的。但不能为了搜集而搜集，抱着“使档案馆有了收集一切形式的、不同载体的、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档案进馆的信心”这样一个怪异的心态去搜集。档案馆地位的提升不在于它收藏的档案载体的多样，而在于它能否方便的提供利用，能否亲民的姿态服务大众。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在盲目的扩大馆藏，似乎只要馆藏建设无限大，档案部门才能发挥无限的效用，才能为社会所首肯。可是实践却在告诉我们，馆藏很重要，但能为人们认可的却不是馆藏的丰富程度，而是怎样为人们提供服务。并不是每一个档案馆都可以建成像国家档案馆那样的馆藏，但却是每一个档案馆都可以拥有国家档案馆那样的服务。

石刻档案进档案馆，是一个不该成为争论的争论。但如今成为争论，只能说明我们档案部门及档案工作者在这方面存在了太多的不足，以至于这种长期的不足使我们在重新涉足的时候遭遇了质疑。档案部门应该成为保护和研究石刻档案的主力，但这条路显然很漫长。因为我们在石刻档案研究中有了太长时间的缺席。笔者认为档案部门要想在研究石刻档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加强自身研究队伍的建设。档案部门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一些行政文书的保管开发，缺乏对档案的全面认识，在眼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中陷入被动的“跟风儿”境地，这种盲目的保护是不利于文物保护的，也不利于石刻档案价值的开发。档案部门应该通过引进先进设备、人才及相关经验、技术和对策，使档案部门能保护、能研究、能开发。

注释：

[1][4]仝艳锋.石刻不宜入藏档案馆——从<清代石刻档案进档案馆>说开去[J].山西档案,2009(1):40-50.

[2]陈志文.清代石刻档案进档案馆[J].云南档案,2003(1):26-27.

[3]鲁成文.石刻的历史 石刻的艺术——佛山市城建档案馆馆藏石刻的意义和价值[J].城建档案,2008(4):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