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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上面这件文物吗？这就是1978年出土于湖南曾侯乙墓的“鼓底座”，整个器物由无数条张牙舞爪的小龙构成，想象抽象而富有张力，缜密而极具灵活力，该文物采用失蜡法熔铸而成，制造工艺之精湛为世人所观止。但能否容忍笔者一个小小的问题？

    它是档案吗？

    5月31日的《中国档案报》上发表了一篇《世博会国宝档案——曾侯乙墓鼓底座》的文章。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从刊物都已经理所当然的把这件龙腾之物纳入到档案界的视野。但它是档案吗？相信比我会背档案定义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档案与文物的差别恐怕也是很多人都已熟知。即便是在档案与文物之间存在一个争议的“实物档案”，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能称得上实物档案的文物必须是身上带有文字标识的。目前档案界对这个争议还是比较大的，笔者认为器物上仅带有文字标识还不足以定性为实物档案，而要看所标识的文字对于该文物价值的重要程度。司母戊方鼎不能仅仅因为器身上刻着“司母戊”三个字而定性为档案，恐怕即便是那是将其称为档案的档案学家背地里也在犯嘀咕。而只有当文字的分量远超过了器物本身所带来的信息量的时候，才能将其视为实物档案。而这件曾侯乙墓鼓底座只字未有，竟然也赫赫的贴上了档案的标签。

    谁之过？

    笔者认为，档案界人士的学识态度应该有所端正。近些年，一股“泛档案化”倾向席卷开来，这虽然有助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但泡沫繁华的背后是空虚与无力。其实，这是一个小学科的自然心态，它渴望被认可，也渴望受到重视，就像一个从小山村初到大城市的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他无时无刻不渴望被认可，以展现自我的价值。但如果我们翻开这些年的档案学年鉴，如果懒得翻，那就看看《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上的一篇关于档案事业均等化的文章，看看自1999年我们的档案事业投入是如何的负增长，与图书馆事业相比投入又是如何的天壤地别，就不难理解档案界的这种自我膨胀，一种由自尊转向自负的膨胀。它已经完全不晓得档案是个什么东西了，而是盲目的将所有相近的、有点关系的东西都拉扯进来。“拿来主义”嘛，可学术界真的需要这种盲目的拿来主义的？看看我们的档案学期刊经常还会争论一些基本定义的问题，这其实就说明了我们的基础是不牢固的，是没有学会走就已经开始跑着赶前程的。档案界需要脚踏实力的去认识档案本身，到底哪些是我们所谈论的档案，眼下的这种泛档案倾向其实最终更会让大众不认识档案，会越来越模糊档案自身的属性，使得其与其他事物的差异越来越模糊，甚至自己都找不着自己。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研究的内容，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档案学也一样。我们没有必要一味的去突破、去创新，好像不突破、不创新，就是一种固步自封，就是与时代绝缘似的。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档案的价值永远都不会变，它就是一个资料库，它就是为人民提供利用。尽管现在人们越来越给档案馆加上科研职能、休闲职能，其实这些永远都只能是档案馆的副业，成不了档案馆的第一职能。这也正是在呼吁了多年之后依然收效甚微的缘故。因为这些副业不过是档案界同仁们看着其他业界尤其是相近业界的职能眼红的一厢情愿，也同样是泛档案化的一个表现。

    世博会国宝档案，其实不过是一个小事件，相信在现场看到这件鼓底座的游客，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将它跟档案联系起来，因为这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当然，也希望档案界能够踏实的来研究一些真的属于档案的东西，而不要好像发现特大新闻似的去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竟打一些擦边球甚至没边儿的球，《非诚勿扰》中有一句话是，“把无知当学问”，若真到了这一个境地，岂不唐突了堂堂的一个学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