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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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 在列国争霸中，秦国后来居上，并不全在秦兵强悍，更在于秦国打造了一架精密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拥有训练有素的法吏和完备严明的法制。尽管秦国的青铜兵器，较之楚、燕大量使用铁兵器而相形逊色；尽管列国的将相贤才、政客辩士，也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夺目风采；但在法制建设上，列国无法望秦之项背。

    P43-44 宦官、外戚专政并不说明皇权衰落，还是看成皇权的旁落为好。因为，宦官、外戚终归要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是由皇帝专制滋生出来的。东晋南朝皇权衰落，外戚和宦官便同时消沉下去了，因为低落的皇权滋生不出外戚、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宦官和外戚也有不同。外戚专政，较多反映了早期政治的“家天下”特性，在帝制后期就越来越淡化了；而宦官专权则纯粹是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在后世往往而有之，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唐、例如明。

    P55-56 从战国到汉初，帝国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代表者，首推文法吏，而非士人。“吏”群体的悄悄成长，到秦帝国就沙石澄清、尘埃落定了。秦汉王朝“以文吏治天下”，文法吏已是无可质疑的行政骨干了。正像古人说的，“秦任刀笔之吏”，这个朝廷上“狱吏得贵幸”。……从广义说，以刀笔文法服务于帝国的吏员都属“文法吏”；专掌司法刑狱的“狱吏”，尤其集中地代表了“文吏政治”，代表了帝国法治，代表了君主的绝对专制。

    ……

    秦汉所谓的“吏”的概念，跟后代是不完全一样的。宋明清的科举士大夫是“官”，处流内九品之中，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称“吏”；而秦汉却是视官为“吏”的，从最卑微的佐史一直到丞相三/公，都可称“吏”。我们觉得这里面大有深意。秦汉时，儒生文人兼为行政文官的体制正在萌生、还没定型，所以还没有严格的“官”、“吏”两分制度。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的行政应是专家政治，而秦汉政治就具有这种特点。以“文法”取人居官的做法，跟以儒术文辞取人，以儒生文人居官的“礼治”政治，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P69 卿、大夫、士都是独立于职位的身份，而且各种权益礼遇大都附丽于爵级，而非附丽于职位。

    P77-78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高端在不断向上伸展，这个段落的秩级在繁衍析分，而禄秩低端的秩级则趋简化。这说明更高级的官职也用禄秩标示地位了，或者说用“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在禄秩序列向上伸展的同时，它还有个横向扩张的过程：一些起初不用禄秩标志等级的职类，例如皇帝的侍从、侍卫，文学之官和军官等等，逐渐通过“比”于“若干石”的办法，而被纳入了禄秩的适用范围。这就是汉代禄秩中那些称“比”的秩级，即若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秩级的来源。“比秩”的形成，大约在汉武帝前后。这就意味着，更多职类的官职，也被王朝按“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从制度史角度看，“人”也是制度塑造的；同一批人，用贵族待遇对待之，他们就有了贵族的性格；用吏员手段管理之，他们就有了吏员的性格。总之，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说明更高、更多的官吏，都被王朝用“吏”的形象来定性定位了。秦汉帝国的政治精神，正是“以吏治天下”。

    P83 “比秩”本身仍是一个“另类”的标志。所以汉代“比秩”与后世“从品”（如从一品、从二品之类）不同，它兼有区分职类的意义，而“从品”没有。

    P149 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

    P170 汉代士人的崛起于儒学相关，而魏晋士族的崛起与玄学相关，赶不上“由儒入玄”这班车，就成不了门阀。一种政治势力、一个社会阶层的兴衰，竟与一个哲学流派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的主要门阀，包括王、庾、桓、谢，大抵都有一个“由儒入玄”过程，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

    P207 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则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

    P212 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  武、质、文、华之词与治、乱之词联系起来，用来指示急剧汉化所造成的种族、文华和阶级裂痕，以及社会的脱序、失调和错位。

    P234 钱穆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P240 苏秉琦：“‘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有北方民族的充满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田余庆：“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